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4.6%上升到2001年的40.5%,但进入2002年以后,服务业产值比重一直在40%左右徘徊不前甚至略有下降。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得出中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结

　　论并呼吁加快提高我国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但作者分析认为,我国服务业比重相对其他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的现象,是由我国的工业化快速增长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造成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然,并非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的证明。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三次产业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而言,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高。按照上述理论,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就是其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其三次产业结构也应当相近。但事实上,许多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其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差异却很大。从下表中（数据为2007年数据）可知,无论与中低收入国家组还是与中等收入国家组相比,我国的农业产值比重差异都不大,但工业产值比重明显偏高,比中低收入国家高7.6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11.4个百分点;而服务业比重偏低,比中低收入国家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2个百分点。

　　在1990-2007年间,我国工业和服务业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2%、10%;同一时期中等收入国家总体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平均增速分别为5.3%、5%。相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第三产业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因此,我国服务业产出比重偏低不是由于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快造成的。事实上,我国服务业比重较低与我国工业的高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则是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具体而言,服务业占比较低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工业增长便是这一“增长奇迹”的主要驱动力。这是由于工业的生产率增长是三次产业中最快的,并且工业生产链条较长,由此它对前后向产业的关联效应就更大,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1990年以来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0%,而同期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4.8%。平均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60%是由第二产业贡献的,服务业只贡献了1/3。因此,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较高,而服务业比重相对较低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一味强调提高服务业占比,我们过去的“增长奇迹”就可能无法实现,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实际上,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赶超地位带来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少,经济增长和工业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将会逐渐放缓,在此过程中,二三产业的相对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服务业比重也会逐渐得到提高。

　　其次,我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都提高很快。而出口依存度高会导致工业比重较高,服务业比重较低。这是由于一方面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提高为工业品出口带来了比较优势,出口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大量优惠政策吸引到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这些因素都使得工业得到飞速发展。与此相对的是,服务业产品相较工业制成品的可贸易性较差。有些服务产品只能在固定地点供应和消费,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的、面对面的相互交流。当然可贸易服务也在不断扩大,金融保险业、IT行业即是典型。但尽管可贸易服务行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在过去近20年中服务业产品无论是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还是占世界出口或进口总额比重都一直保持在20%左右。服务贸易占全世界GDP的比重虽略微增加了3.5个百分点,不过与此同时,国际贸易占世界GDP的比重却大增18.5%,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扩张主要是由货物产品贸易驱动的。比之世界平均水平尤甚的是,1990至2006年,我国的服务产品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比重略高于10%,近年来服务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甚至一直不足10%。同期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增加了20%多,而服务出口占比增加不足2%。货物出口总额一直是服务出口总额的8-10倍。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口增长停滞的一段时期,工业比重出现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较快,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这一趋势则恰好逆转,这就为经济开放影响到服务业比重提供了例证。因此,服务业比重较低就是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产物。

　　最后,就服务业自身增长速度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1978至1990年间,服务业平均增速为11.6%,高出工业1.5个百分点,由此这一阶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迅速上升。这主要有以下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服务业被认为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行业,其发展长期受到忽视与压制。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制度环境的改善,加之就业压力大,政府鼓励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得以爆发式发展。此外,这一时期我国的工业企业仍以国企为主,国企改革也未见突破,因此工业企业受体制之困生产效率低下。同时,在此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也刚刚起步,吸引外资和工业出口量都很小。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工业增长速度低于服务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的工业出现了加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速度提高到12.7%,服务业增长速度则略微下降至10.4%。由此,服务业比重上升速度开始放缓,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甚至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和出口较前一阶段有了迅猛的增长,而服务业在经历了前期恢复性增长之后步入正常增长轨道,并且缺乏像工业那样引入外资和扩大出口的推动因素,平均增长速度相对制造业有所放慢。因此,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缓慢实际上是服务业保持正常增长速度而工业受对外开放的影响得到超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必然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服务业比重相对其他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的现象,是由我国的工业化快速增长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造成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然,并非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落后的证明。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并不反对发展服务业,而且完全支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为在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较高阶段时,服务业快于工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反对的是简单地通过与其他国家类比来证明中国服务业滞后的幼稚观点。其次,中国以出口鼓励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今天受到了严重挑战,我们需要调整发展战略,通过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来有效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不能成为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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