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这一职业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女妾，专门抚养达官贵人们的子女，处于为奴为婢的地位，陪不陪床似乎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现代的保姆是一种职业，主要是替雇主干一些家务。“陪床保姆”则赋予了保姆另外一个“职能”，与男主人“同床”，给雇主提供性服务。

　　一般来说，这种职业的对象是丧偶的孤寡男性。这样就有人说了，这种现象伤风败俗、道德败坏跟“包养”有啥区别。但是如果男方未婚，女方未嫁，法律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职业最早兴起于北上广深等发达城市。金钱催生了各种职业的更新换代，保姆这个职业也不例外。

　　保姆和男主人日久生情是影视剧里常有的事情，如果男未婚女未嫁，倒也不会违背法律，至多会遭到指指点点。但如果这事儿不是自愿产生，而是由保姆中介介绍而发生“关系”，那么这些所谓的“保姆中介”便涉嫌组织卖淫了。

　　这些“陪床保姆”中介公司的出现，其实一定程度上让保姆中介这个机构蒙羞。由于家政公司竞争激烈，很多公司就剑走偏锋，推出了“陪床保姆”这个项目。

　　“陪床保姆”的薪金远高于其他的保姆，一些无良的黑中介已经把“陪床保姆”看成自己公司主要拓展的业务。

　　他们一方面对雇主宣称，这些保姆能陪吃陪睡，并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一边对保姆们洗脑，说相处得久了就能一起生活，必须要放得开来满足雇主的任何需求。以至于这个行业的这种行为竟然愈演愈烈，最后甚至泛滥成灾。

　　但是工商部门无法对此中介进行惩处，因为仅仅看这些中介机构的介绍，无法看出任何端倪。

　　公安部门更是没法管这些东西。因为这种行为不属于非法同居，他们也很难有作为。

　　然而这样的保姆中介不在少数。为了避免客户们出现异议，他们甚至将提供“陪床服务”写到了合同里边，公然招揽顾客。

　　有记者曾经到一家保姆中介给独居的父亲找过保姆，并声称如果能住在他家里“作伴”更好。对方心领神会地说，这不就是想找一个陪床保姆吗？简单啊。

　　在这家中介公司，记者发现这些保姆大多都来自农村，或者是下岗工人，年龄则在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当记者问她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这份工作要跟男主人“上床”时，这些保姆们竟然说她们都知道，干陪床保姆要比其他的保姆钱多一点。

　　中介公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普通保姆的一个月的价格在1000块钱左右，而陪床保姆的价格则飙升到了2000块钱，明显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附加服务”。

　　记者向负责人表达了这样的疑惑：“老人那方面有需求，完全可以再找一个老伴结婚啊！”没想到对方却笑他没有生活经验：“这样的两个老人，一般都有子女。子女如果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破坏家庭的感情。老人去世了，财产分割都是大问题。这样找一个‘陪床保姆’，就没有这方面的麻烦了！”

　　记者向负责人质疑这是否违反相关规定。听到这些话，该负责人的脸马上黑了下来，声称自己的中介机构是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双方的关系都是你情我愿，并不违法，随后又将小李请出了门外。

　　和找陪床保姆比较相似。相对，找陪床保姆似乎经济一些，而且有中介公司在其中斡旋，不宜出现纠纷。

　　“陪床保姆”虽然是一种同居形式，却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她们往往是走投无路才干上这一行，丧失了自己该有的那份尊重。

　　2009年3月，在湖南芷江县就发生了一桩有关“陪床保姆”的遗嘱继承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湖南芷江县的杨茂金老人已年近花甲，但身子骨尚且硬朗。5年前老伴去世之后，杨茂金不顾两个儿子的反对，来到距离芷江县30公里的怀化市一个朋友的公司打工。

　　老杨的目的其实并不是挣钱，而是借以排遣自己孤独的老年生活。在怀化市的一家小餐馆，老杨邂逅了同为芷江老乡的吴青梅。

　　吴青梅是个可怜的人。她40年前嫁给了贵州的一名生意人，但是丈夫并不爱她。她给丈夫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生活勉强也就有了盼头。

　　随着儿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吴青梅闲了下来，常常一个人呆在家里无事可做。闲着无聊，她想起了自己的山清水秀的娘家芷江县。

　　吴青梅在娘家一呆就是一个月。丈夫一次回家后发现吴青梅“私自”回了娘家，竟然大发雷霆，托人带话让她再不要回家了。

　　丈夫的脾气吴青梅是知道的，现在回去肯定要被家暴。吴青梅想等到他气消了之后，但好几个月过去了，左等右等还是等不到丈夫叫她回去的消息。

　　娘家虽好但不是久居之所，失望透顶的吴青梅借口回家，来到了离芷江县不远的怀化市。为了谋生，她在饭馆里找了一份刷碟子洗碗的工作。

　　俗话说得好，最美不过夕阳红。但是这种幸福却没有持续多久，杨茂金在一次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了肝硬化，并且到了晚期。

　　毫无思想准备的两个儿子在商议之后，觉得自己平时太忙，无法把父亲照顾周到，决定雇一个人来伺候杨茂金，让他度过余生。

　　在得知儿子们的想法之后，杨茂金想起了之前和他言谈甚欢的吴青梅，于是向她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于是，第二天，吴青梅就拿了自己的衣物，来到了杨家，成为了一名“专职保姆”。

　　由于两个人有着更多一层“关系”，杨茂金老头子在剩下的日子里过得又舒心，又享受。杨家的两个儿子对吴青梅也很放心。

　　但是，杨茂金深知自己时日无多，这段时间承蒙吴青梅的厚爱，自己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于是他背着两个儿子写下了遗嘱，将自己身后的财产和名下的房子都赠予了吴青梅。

　　2008年3月，杨茂金在临近过世前把吴青梅叫到病榻前，向她坦陈心扉，并拿出了那份准备已久的遗嘱。

　　对于杨茂金的盛情，吴青梅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架不住一个临终老人的央求。于是她在那份遗嘱上也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是由于吴青梅离家太久，丈夫早把她扫地出门，在芷江县的兄嫂家里也不便长待。她转来转去，只好来到杨茂金两个儿子那儿，征求自己是否能暂且住在杨家的那间老房子里。

　　吴青梅只好拿出杨茂金生前写的遗嘱，交给杨家。杨茂金的两个儿子对于遗嘱的真实性毫无异议，但是就是不让吴青梅住在杨家。

　　已经毫无退路的吴青梅只好找到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建议下，她将杨茂金的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

　　法院对于吴青梅乃有夫之妇的情况进行了查明，也对她和杨茂金“同居”的事实也进行了查证。

　　虽然遗嘱被判定为合法，但是吴青梅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与杨茂金“非法同居”，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法院判定驳回了吴青梅的上诉。

　　这个案件表明了一件事情，“陪床保姆”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同的。对于吴青梅和杨茂金的感情，我们大可以赞扬，但是作为有夫之妇，吴青梅的行为又是不道德的。这就形成了矛盾，也是法院对此难以判定的原因。

　　黑龙江大庆油田的职工张文理退休了。他膝下有一儿一女，老伴在他退休后不久撒手人寰。

　　虽然有退休工资，儿子和女儿都在同一个城市，但张文理过得并不快活。儿女们见状，商量着决定给他找个老伴。

　　在保姆中介的建议下，张文理的子女们给老张找了一个“陪床保姆”。这位保姆叫做李金香，五十来岁来自齐齐哈尔的乡下，老伴早逝，出身农家，身体健壮，做得一手好菜，干家务也是井井有条。

　　张文理心里乐开了花。子女们也对麻利的李金香赞不绝口，心里边认为找一个“陪床保姆”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纠纷，即满足了老爷子晚年的生活需要，又可以避免张文理去世后的遗产分配。李金香和老张家过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张文理已经80来岁，李金香的年龄也到了70来岁。长期的家务劳动让她得上了关节炎、高血压和糖尿病。

　　过了几年，李金香的健康水平更是急转直下，非但不能伺候张文理，还得别人伺候。

　　看到这种情况，张文理的女儿动起了心思，心想李金香住在张家非但不能照料父亲，反倒成了累赘。

　　于是，在女儿的主持下，张家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听到要把李金香扫地出门，张文理虽然是一百个不愿意，但是鉴于此时“自身难保”，只好违心的同意了儿女的决定。

　　李金香对此反应激烈，因为她潜意识里已经把老张家当做了自己的家。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无情，说翻脸就翻脸。

　　面对这种情况，李金香也撒起了泼——坚决不走，除非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老张的子女对此也没什么好的办法，虽然雇佣合同说明上对此说的明明白白，但是李金香在老张家的地位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保姆。

　　当李金香再次来到张文理家的门前，看到自己大大小小的行李堆了一楼道的时候，她不由得怒火中烧，一纸诉状把张家告上了法庭。

　　在诉状上，李金香干脆要求分割张文理的财产。因为在这十几年，虽然没有明媒正娶，虽然仅仅是一个“陪床保姆”，李金香对于老张尽到了妻子的义务。正是这几年辛劳的家务，让她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而张家却认为劳务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清楚，每月1000元的工资在同行业都算是高工资，所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辞退雇佣的保姆，并无任何违法的行为。

　　经过深思熟虑，法院决定对双方进行调解，认定张文理和李金香为同居关系。那么在同居的过程中，张文理的收入应该属于二人的共同财产。

　　李金香最终离开了张文理。但是这件事在他们两个之间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李金香虽然回到了老家，但是浑身是病的她依然惦记着张文理。而张文理在儿子女儿赶走了李金香之后也心生愧疚，不久就驾鹤归去。

　　以上两个关于“陪床保姆”的事件都是以悲剧收场。有些人认为，“陪床保姆”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因为她们不但能照料老人，做家务，还能给老人派遣寂寞，甚至还可以为老人解决性需求。

　　但是姑且不说这种关系有违社会伦常道德，这种没有契约约束的关系容易升级成为骗财的犯罪活动。

　　宋先生的父亲已经80多岁了，身体不好。由于宋先生平常生意比较忙，无暇照顾老父亲。于是受中介机构介绍，宋先生找到了60来岁的“陪床保姆”乔某，来照顾父亲。

　　乔某在宋家不可谓不勤劳，起早贪黑干家务，把家里弄的一尘不染，宋家老太爷的一日三餐也是变着花样做。

　　但是这位乔某却城府很深。在取得了宋家的信任之后，她甜言蜜语，把老头子的30来万养老金以投资做生意之名，转到了自己的银行卡内。

　　在骗取了老人的钱财之后，乔某便想着有机会便辞去保姆的工作。怎奈老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宋先生的百般恳求下，她一直没有离开的机会。

　　人算不如天算，在一次与父亲的闲聊中，宋先生得知老人把自己存的养老金转给了乔某后大惊失色。在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前后过程后，宋先生意识到自己遇到专门骗老人的骗子了。

　　在宋先生报警后，警察成功将乔某抓获。在审讯之下，乔某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老人的钱财一部分被她投资到山西某电商公司，一部分被用来偿还信用卡。

　　在警方的努力下，老人的大部分养老金被追回，乔某也落得了身陷囹圄的下场，真是可悲可叹。

　　在老龄化急剧发展的今天，老年人群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不得不说，“陪床保姆”的出现是对于老年人生活和情感的一种补充，但是其中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

　　有些“陪床保姆”进入老年人的生活目的本来就不纯。想着先培养感情，然后再打入内部，最后取而代之。

　　但是很多老年男性雇主和其子女发现了这个苗头之后，都是果断将其辞退。因为“陪床保姆”在他们眼里只是老人感情空窗期的一个替代品。这些雇主们不可能将这些离异女性娶进家门。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各项基能的老化，这些“陪床保姆”逐渐失去了竞争力，退出了“陪床保姆”的行业，成为另一种。

　　通过中介公司来介绍“陪床保姆”涉嫌组织易，触犯了国家的法律条文。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就算没有通过中介，频繁的更换“陪床保姆”，让易合法，挑战了道德的底线，有违公序良俗。

　　所以，“陪床保姆”是老龄化社会的怪胎，还是让保姆成为单纯的保姆，让婚姻成为神圣的婚姻，不要将二者混在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