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上海杨浦区的许老先生失去老伴将近十二年，因女儿方女士住的比较远，一直靠“住家保姆”照料生活。许老先生前后更换过多个保姆。不久前，方女士看望父亲时，发现又换了一个新保姆。在与父亲交谈中方女士了解到，这位“住家保姆”年纪五十有六，比父亲小二十多岁，除了打扫房间、做饭、洗衣服外，晚上还和父亲睡一张床以便照料。方女士觉得不妥，委婉提醒父亲，不料，父亲并不理会。方女士不好意思责备父亲，但总对该保姆不放心，担心父亲被骗。“没想到现在还有陪睡的保姆。”方女士感叹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政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自己公司的角度，并没有在给雇主介绍时主动提及“同居”、“陪睡”等业务，但是在实际中，确实存在“陪睡”的情况。

　　一项调查显示，凡是聘请“住家保姆”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伴去世的单身男子，他们在和保姆的朝夕相处中，难免会产生感情而与保姆“同居”，由此成为社会中一个尴尬的事实。

　　针对这一现象，近日，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正在制订“家政合同”，拟作出“不得安排保姆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的规定，作为格式合同由工商部门负责统一发布，合同试行版最快年内完成。据了解，规定不得安排保姆与异性同龄人同居一室，上海并不是第一家。前段时间北京市《家政服务合同》中也曾有过“不安排其与成年异性共住一室”的条款。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上海新渔东路上的一家家政公司，对于记者提出的“需要可以和被照顾的异性同居一室的保姆”的要求，该家政公司显得较为谨慎，最终还是拒绝了。

　　“保姆不得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的条款由于被安上了“禁止保姆陪睡”的名义，频遭舆论炮轰，社会各界对这一条款的操作性也产生质疑。

　　市民杨先生认为，这种规定毫无操作的可能性，难道还有人去雇主家查房？双方如果属于自愿行为，就不应受追究。不起作用的合同不要订。

　　“用合同的形式、白纸黑字写下来没用。如果他们自己要同居，怎么监督？谁来监督？”上海来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荣说。

　　“阳光宝贝”总经理唐军认为，法律规定也难以制约“同居”行为，何况是家政服务合同。应该通过道德教育，提高素养来禁止这种行为的出现。“我们碰到最头痛的事情是，发生同居事件后，很多雇主将责任推给保姆，而保姆又告雇主胁迫，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情，会使处理方左右为难。”唐军说。

　　“把不得安排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理解为禁止保姆陪睡，是人们对这一条款的曲解。”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周珏珉解释称，“出台家庭服务合同是为了规范保姆、雇主、家政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行为，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日常服务中经常碰到有些家庭因住房条件或是人为因素，安排服务人员睡阳台，睡公共走道，睡地铺，甚至睡卫生间。也有些家庭为方便照顾有病或行动不便的被服务对象，把服务人员安排与异性成年人一室居住，造成家政服务人员受到骚扰和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在为年龄悬殊的异性服务中，家政服务员受到侵害的现象也时有反映。”

　　上海康昕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滨认为，合同禁止“同居保姆”，主要是禁止雇主单方面强迫保姆“陪睡”，这种行为可能会引发性骚扰。主要解决谁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以及是否足以制止的问题。一旦发生此类事件，运用民事法规和行政法规处理时，应向保姆倾斜。只要证据充分，那么雇主必须承担强迫保姆“陪睡”的法律责任。

　　而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律师陈霞则另有看法。她撰文认为，从法律层面看，如果保姆和雇主同居一室发生了意外事件，比如发生了或猥亵等，这已属于刑事范畴的行为。此时，权益受损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而不是寄希望于属于民事范畴的家政合同的某些条款，其也不可能担当此任。这些年来，陆续有一些声音呼唤围绕保姆的权益进行立法，但是，却一直没有法律将类似“不得安排保姆与异性成年人同居一室”纳入考虑范畴，这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围绕保姆延伸出来的许多问题都属于道德上的，不需要法律来插足，至于那些超越了道德、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问题，相关法律能够解决，只不过适用起法条来相对繁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