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托育园17点30分放学，曾婕几乎每天都会迟到1小时。不过对于托育点的创办人汪淼而言，因为托育点就在自己家中，即便家长晚到也不会感觉麻烦。

　　趁着孩子还在玩闹，汪淼端出蒸的包子、一碟凉拌菜，曾婕蜷腿坐在幼儿用的小板凳上边吃边等儿子回家。这样“蹭吃蹭喝”的场景并不罕见，有时吃完汪淼还会特意给曾婕准备饭盒打包带走。这家开在北京东四环某小区居民楼、还没营业执照的家庭托育点，在过去2年里，成为90后妈妈曾婕安心出门工作的有力支撑。

　　作为“社会最柔软的群体”，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问题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调查显示中国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指出，2021年托育需求得到满足的仅占4%左右。

　　在2022年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介绍，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但目前供给明显不足。

　　今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 （ 试行 ） （ 征求意见稿 ）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家庭托育点每一名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家庭托育点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应小于9平方米。此外，试行办法还设置了照护人员资质、监管办法等多个重要细节，以推动家庭托育标准化、规范化。目前管理办法尚未正式出台。

　　这则征求意见稿，让一直以来身处“灰色地带”的家庭托育点看到了走向合规的希望，但仍有不少难题。家庭托育点究竟如何不负所“托”，满足家长需求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开在住宅楼的托育点，小区的公共空间也是托育点小朋友的活动场。下午3点，吃完加餐水果，”左邻右舍托育点的8个孩子捉起户外牵引绳排成一列朝着小区的滑梯出发，两位保育员一头一尾负责看护。 王倩摄

　　生产8个月后，母亲回了四川老家，曾婕不得不面临一个人带娃。她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全职妈妈。

　　“看到同龄人有了工作上的成就、去一些很热闹的场合，都会很羡慕，也会怀疑自己的价值。”虽然享受与孩子在一起的快乐，但时间一长，曾婕想要重返职场的念头越来越强。

　　母亲建议曾婕送儿子回四川老家，觉得“送托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不如送回老家来带”。但曾婕从没考虑过这个方案，自己带孩子虽然辛苦，“但建立的那种联系、那种很纯粹的爱，会让人得到很多的治愈。孩子在身边有什么问题，都能很好地去应对。”

　　曾婕也有朋友家请了育儿嫂，一年却换了七八个，综合几种方式，曾婕最终把目光投向托育园。

　　拿到新工作的offer，曾婕便开始着手为儿子寻找一个合适的托育园。“合适”体现在诸多方面，价格、距离、环境、师资……曾婕考察了附近不少公立、私立的托育园，也心动于一家宣称“蒙氏教育”的托育机构，但每月1万多元的价格，对于曾婕而言，经济压力过大。

　　几经权衡，每月收费3千多元、离家不到1公里、开在居民楼里的“左邻右舍”托育点成为曾婕最终的选择。这里最吸引曾婕的是，有200平方米的独立院子，小朋友可以开展户外活动。

　　院子里有石榴树、苹果树、核桃树，夏末初秋，小院里一片葱郁，带有小朋友名字的牌子插在小菜园的地上。

　　汪淼在院子里开辟出了一片小菜地，由她负责翻土，孩子撒种子。等到收获时，汪淼会让家长们带回家分享。汪淼为幼儿们制作三餐的不少食材也来自这片菜园。王倩摄

　　汪淼家是一套总面积约220平方米的跃层。一楼餐厅的位置放了两张粉色的儿童餐桌，墙上的装饰画是小朋友手工课的作品。客厅铺满了海绵软垫，靠墙堆放着小滑梯，两侧还有一筐筐的玩具，一楼的次卧被改造成了睡房，10张小床摞在一起。

　　与幼儿的居家成长环境一致，是家长们选择汪淼家庭托育点的加分项。“那个地方让孩子感觉像家一样的自在，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曾婕说。

　　汪淼在院子里搭建了阳光房，阴雨天时，成为小朋友户外活动的补充场地。 王倩摄

　　如“左邻右舍”的名字一样，这里招收的孩子大多住在同个小区。送孩子来托育点的理由各异，有人是为了减轻长辈的照护压力，有人为了让孩子可以更多和同龄人接触，有人希望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更多家长如曾婕一般，家中缺乏看护力量。

　　生了孩子谁来带，是不少育龄双职工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北京另一家连锁家庭式托育园“妈咪助理”的创始人郝勇刚告诉上观新闻记者，他的园所收过最小的孩子只有3个多月，“不少孩子一路‘托’到幼儿园才离开。”郝勇刚还记得，自己的第一家店在2016年正月初七开业，当天就有妈妈把孩子送来。

　　“最难的还是0-2岁。”作为一名在托育行业扎根8年的老兵，郝勇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得出这样的判断，“35%的孩子初始送托年龄在1岁以下，38%是1至2岁，27%是两岁以上。”

　　“孩子连话都不会说、路都不会走，怎么这么狠心？”身边不少人泼冷水，但这是她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我无法全职带孩子。”她不想把母亲绑在千里之外帮自己带孩子，也不想金钱上依赖丈夫，更想活出自己的精彩、有自己的事业。

　　梦梦也短暂地请过育儿嫂，结果一个月里自己总是盯着家里的监控，担心这担心那，最后还是放弃。选择“妈咪助理”，梦梦先看中的是托育时长——早8点到晚7点半。自己7点下班后，刚好可以接孩子。“餐谱是分月龄的，他们家分为6到12、12到20、20月龄以上三个餐谱。监控可以随时看宝宝，解决了我焦虑。”托育园通过手机App对家长开放实时监控视频，一个孩子可以绑定6个家长的账号。在托育行业摸爬滚打多年，郝勇刚深知，“于家庭，对家长来说解决信任问题最重要。”

　　松花蛋捞苋菜、洋葱炒豆腐、油焖鲜虾、咖喱鸡肉，四道菜做完，汪淼拿起手机逐一拍照，发在托育园的家长群。汪淼告诉记者，这个有100多人的微信群里还有些孩子已经毕业却没退群的家长，有人是想跟她学做菜，“还有准备生二宝，继续往我这送”，汪淼有些骄傲地说。

　　看到最近刚来的米朵不好好吃饭，从厨房出来还穿着围裙的汪淼立马蹲下，轻声劝道，“你再多吃一点，不爱吃的菜你吃两口三口都行。”这家托育点的每日午餐两荤两素，雷打不动，就是为了让孩子吃饭时多些选择。

　　“汪老师对孩子是那种真诚的喜欢，把小朋友当成她亲戚朋友的孩子那样爱护，她不是把这个当成工作在做。”情绪稳定、对孩子有耐心，是不少家长认可汪淼的地方。

　　经历了4年“试管”，42岁高龄产女之后，原本开着网吧和奶牛养殖场的女商人汪淼收起了所有的心思，一心照顾孩子。2018年10月，女儿上了幼儿园大班，汪淼和孩子原先托育园的老师聊天时，对方建议她也可以在家里试着开园招生。

　　对汪淼而言，开托育园的初衷是为了给自己找个事做，更是看到了小区里宝妈们的需求：邻居有事会找汪淼帮她看一会孩子，有宝妈因为加班接不了孩子也会向她求助。“捎带手就帮人解决一个大问题，没人帮她，必须要请保姆，开支大了，家庭的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汪淼的托育点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

　　对于理想托育园，并非出身的汪淼形容得简单质朴，“让孩子吃得健康，玩得开心，学得快乐。”

　　站在楼栋外，汪淼家房子没有在屋外挂起任何“托育”“托管”字样的牌子。虽然没有执照，但小区的家长们“用脚投票”。汪淼只在每年9月为招生发一次传单，更多名气来自家长之间的口口相传。汪淼的托育点幼儿数量常年保持在10名左右，这样的数量也是这类家庭托育园的常规经营状态。

　　2015年，郝勇刚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就读MBA时，发现班里不少事业小有成就的女同学都曾因为生育被迫辞职或者影响事业的发展，“有的怀孕生育数月后返回工作岗位晋升受影响、有的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带孩子只能选择让妈妈牺牲职业生涯返回家庭等，孩子到了能上幼儿园的年纪，这些妈妈们选择继续读书深造，希望能增加自己重返职场的机会。”

　　郝勇刚和几位同学一道创立了“妈咪助理”家庭托育园，希望真正解决职业母亲的难处。 “作为托育机构，我们希望能为妈妈们解决这个问题。你放心地生，生完以后上班的时候，把孩子送过来，你也不用考虑孩子的问题，也不用考虑孩子的安全和照护的问题，我们就是你家楼下的一个让你放心的托育机构，价格比雇育儿嫂还优惠。”比起许多机构对婴幼儿年龄设置在1岁半以上，郝勇刚的托育园对接婴幼儿的年龄更加宽泛。

　　开托育园8年中，让郝勇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妈妈，不仅接连送来自己的两个孩子，还不停地向朋友推荐郝勇刚的托育点。

　　因为没有老人帮忙带娃，这位妈妈找了育儿嫂，但是育儿嫂突然就要离职，也没人接手，孩子无法过渡，她只能向单位请假。“她出现过两次这个问题，面临着要提离职。恰好我们园所开了，她孩子1岁多，当下就送过来了，一直托到上幼儿园。”之后，这位女士生了二胎，孩子4个月大时也送来了“妈咪助理”。

　　郝勇刚回忆，自己的第一家托育园开在北漂较多的立水桥，是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有的妈妈因为上班通勤太远，早上6点40分就把孩子送来。“我们的老师给孩子洗脸，吃早饭。”

　　身处这个行业，郝勇刚深知女性的压力。但有一次在深圳招聘时，郝勇刚只问了句“结婚了吗”，来面试的女孩立刻回复：“您放心，我不婚不育。”

　　这令他感到惊讶。应聘者解释说，因为在之前其他面试时，一听到自己29岁就不录用了。

　　“我们怎么能排斥女性生孩子呢？”郝勇刚说，“我们就是给女性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上半年，郝勇刚为深圳开店选址时，在同行的微信群里看到了不少转让园所的帖子，其中不乏备案的示范园。“为什么转让？因为招不到生，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随着新生儿数量减少，大中型园所面临更大的招生压力。郝勇刚在北京见过一家1000平方米的托育园，只有17个孩子，“孩子的数量少，价格是不是又会变高，家长送不送得起？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

　　“妈咪助理”在北京的12家店，全都开在社区里，面积在150-260平方米之间，每家店招收的婴幼儿数在18到30人之间，托育点照护者与婴幼儿的比例均值为1：3。“托育的服务半径就是550米到800米，在这个服务半径中，适龄的幼儿数量是一定的。建一个800平方米的园，能收下那么多孩子吗？”在他看来，以北京为例，150平方米收10多个孩子的家庭托育园，可以实现良性经营。

　　对于郝勇刚来说，家庭托育园运营过程中，房租成本已经占到了总成本30%-40%。“把价格降下来，必然会提高入托率，为什么降不下来？成本太高了。”

　　今年3月，原本做幼教课程系统开发的创业者史新宇和有着多年早教经验的合伙人吕娜创办了一家家庭托育园。他们租下了青年路地铁站附近某中档小区居民楼一楼的2居室。和汪淼的托育点一样，这里也带了400平方米的院子。

　　每月2万元的租金价格不比租一间底商便宜，但是史新宇想要做得小而精。这里的幼儿规模是15人，配备4名老师，教学用上自己团队研发的课程、绘本，他希望做出一个有影响力的托育品牌。

　　“馨巢佳佳”家庭托育园的小朋友正在上绘本课，创始人史新宇介绍，这里的小朋友每月要读5本绘本。 王倩摄

　　“照顾小孩本来就是一件挺麻烦、挺累心的事，收入不到位，怎么期待她对孩子好呢？”在史新宇的家庭托育点，幼教本科毕业的老师，薪资一个月1.2万元。他算过一笔账，房租加上人员成本以及日常开支，托育点每月的成本在8-10万元左右。

　　托育园每个月收费6980元，招到10个孩子才能保本，但最高峰时也只有6个孩子，这意味着每开一个月，史新宇都在亏损。

　　除了经济账之外，身处居民区的托育园难以办理营业执照，运营之中也有不少隐患，取得社区居民的信任也并非易事。

　　为了和邻居搞好关系，开业前，史新宇专门买了水果，挨家挨户送了7层楼。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托育点开业以来，投诉还是不曾间断。他甚至让员工摘掉了门口的招牌和灯箱，让托育园成为更隐秘的存在，也无法逃过社区居民的火眼金睛，“物业、社区、城管、卫健委、工商、教委全来了。”

　　托育园院子的角落，一块塑料篷布上堆着一袋沙子，这是老师们之前带小朋友去小区公共沙坑玩耍遭到居民投诉后，打造的简易沙坑。此外，小朋友在小区跑步会被投诉，在院子里玩耍也会被同楼栋15层以上的住户以扰民为由投诉，而投诉者的孙女甚至来托育点上过体验课。

　　史新宇的另一位同行说起，自己租在别墅区的托育点即使有营业执照，依然难以逃脱被投诉的命运。现在史新宇已经准备关闭这家开在小区的托育点。他感到迷茫，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托育点才是符合规范？意见稿中所提倡的托育点又如何落地？

　　汪淼的托育园几乎每年都会因为举报遇到居委会、街道、工商局上门检查。每次她都据理力争，“来的人就说我这里不能开托育，我明明干的是好事，家长也乐意把孩子送来。”在汪淼看来，自家的托育园有着得天独厚的空间条件，位于一楼，又是单元的边户，对邻居影响极小；一楼除了大门外，阳台的门也可以打开作为消防通道，楼下还有3扇门；面积大，孩子们也耍得开。

　　不可否认，2023年是郝勇刚自入行以来感到最艰难的一年。7月以来，他的多家园所频繁遭遇来自各个部门的检查，有的已经收到了几万元的罚款单。“比如说我们没有食品卫生许可证，不能给低月龄的宝宝做辅食。小宝宝的辅食得少量多餐，一天要做五六顿。很多托育机构选择配餐制，但是配餐里没有送辅食的，那怎么办？让家长带，那家长把孩子送到我这干啥呢？”

　　“我从来不排斥备案。”郝勇刚一直希望自己的连锁托育园可以合规运转，他不停地和相关部门沟通争取，至今也没有一家通过备案。“符合建筑规范的，符合备案办法的，各种条件一叠加，你会发现只剩下大面积的了。”

　　“从长期来看，政府加强对托育行业管理，利于托育行业的规范，以及有利于托育行业的成长。”但郝勇刚认为，现行托育建设规范及备案管理办法都在套用幼儿园的模型化，“托育跟幼儿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场景，在这个市场阶段，是不是应该给予托育行业更多帮助？”

　　对于宝妈们来说，机构是否拿到备案，仍是她们衡量家庭托育点质量的重要指标。

　　兰州的新手妈妈樊瑞瑞考察过小区附近的一家家庭托育点，负责人告诉她，每月4000元的托育费还不能保证孩子辅食里有虾和西蓝花。“看起来就是个作坊，收费高，还不靠谱。”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家庭式托育：现状、规制困境与政策建议——基于北京市“民居园”的调研》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家庭托育多以“民居园”形式存在，设置在小区居民楼内，人数一般为10人至40人不等，普遍高于国外的“家托”，更类似国外的“小规模的社区托育机构”。其政策监管仍处空白，大多未在任何部门注册，无工商或教育部门运营许可，无托育服务资质，无政府扶持，发展陷入灰色地带。

　　虽然都是在住宅内提供托育服务，因运营主体不同，家庭托育点也存在两种模式，一类像汪淼这样，居民在自己家中开办，另一种则是如郝勇刚和史新宇，专业机构利用住宅开办。

　　和郝勇刚见面的前一天，他刚从深圳出差回到北京，妈咪助理在深圳的第一家园所刚刚开业。今后，他准备把工作的重心逐渐转向深圳。谈起征求意见稿，郝勇刚认为，政策和现实处于一种拧巴的状态。 “从我的认知来说，目前家庭托育点的办法完全走不通。”依照文件的“收托不超5人”来说，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利用住宅来办的托育点都不符合要求。

　　有托育业内人士也发现，与去年业内征集意见的版本相比，发布的征集意见稿删减了不少限制性规定，“之前是要求楼层在一层和二层，8个平方米1个孩子，厨房要求多大面积。现在楼层也不做限制，人数又变成5个。”

　　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4.5个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采访中，几位从业者不约而同地提及，山东、浙江的几座城市降低了备案门槛，已有家庭托育点拿到了备案回执。济南市卫生健康委探索将托育机构嵌入居民楼里，推动打造“小区内、家门口”的托育服务模式，通过两年实践，济南每千人口托位数从2020年0.8个增至2022年4.15个。

　　“现在让真正干托育的人无所适从。”虽然政策仍不清晰，史新宇还是想要再搏一次，为此他抵押了房子，在距离原来家庭托育点不远处的商住两用楼二楼租了新场地，他要把自己开发的绘本课程带到新的园所。

　　上午11点，”左邻右舍托育点的小朋友正在做剪纸手工，两位小朋友进展不顺利，老师在一旁协助。 王倩摄

　　“妈妈，汪老师都不这么凶地骂我！” 某天晚上下班回家，因为工作的烦心事，曾婕在面对儿子的陪玩请求时有些不耐烦，“我特别想自己待一会，他又各种各样地提要求，人真的很暴躁。”回想发火时儿子的反应，曾婕既难过又欣慰。两年来，曾婕反复确认，把儿子送到汪淼的家庭托育点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半年的产假即将结束，樊瑞瑞还没有寻觅到一家满意的托育园。在她的期待中，这个托育点最好在同个小区的居民楼里，规模小、资质全、服务精细、收费划算。但她知道，这样的托育园暂时只是一种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