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找到以前帮她联系过工作的家政门店，却发现这家门店早在1年前就关闭了。她联系门店的“老师”，可他们有的已经回了老家，有的已经换了行业。没办法，秀姨只能开始跑新的家政门店。工作还是有的，只是找工作的人更多，每个门店几乎都有十几个阿姨在等着“上户”。秀姨自认为工作经验还算丰富，于是在登记的时候，首选应聘照顾孩子的住家保姆，工资要求不低于5000元。

　　一家家政门店发出了招聘信息：雇主要求阿姨照顾家里的孩子，小学生，不仅要接送，放学后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秀姨的普通话不标准，文化水平也不高，这份工作她干不了。另一家门店也发了招聘信息：照顾6个月大的婴儿，雇主要求保姆精力充沛，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秀姨超龄了。门店的“老师”直言不讳：“现在的新生儿数量比前些年少了，请育儿嫂的家庭自然也少了，现在一个孩子有两三个育儿嫂等着上岗，你的年龄有些大，也没有什么特长。”

　　屡屡受挫的秀姨决定退而求其次去照顾老人。她参加了一次集体面试，雇主到门店挑人，四五个护工逐个做自我介绍。雇主问秀姨：“你会做红烧肉么？”她直言说不会，只会做粉蒸肉，雇主就摇了摇头。后来，一个专门给医院和养老机构介绍护工的负责人对秀姨说：“今年工作特别不好找，你都这岁数了，还是回老家找个安稳活儿养老吧。”

　　秀姨之前在北京做了8年的家政阿姨，那时“上户”很容易，甚至让她一度认为北京的工作很好找，没想到今年突然变难了。她还是不死心，又跑了几家挂着招工启事的餐厅，可那些老板都说已经招到杂工了，还挂着招工启事只是为了招揽顾客，“表示我们店里的生意好”。

　　就这样，1个月时间一晃而过，秀姨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干。她一路降低自己的要求，就为了能够暂时留在北京。

　　秀姨年轻时长得不差，她性格温和，念过初中，原本有个谈了一两年的对象，两人感情不错，可是我二姨偶然听说这个男人有家族遗传的羊癫疯，就劝秀姨分手。秀姨没有坚持，分手后直到25岁她还没嫁人，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老姑娘了。我妈和我二姨为她着急，就一起“管闲事”（我们老家对“媒人”的称呼），介绍了袁德清给她认识。

　　袁德清和秀姨同岁，小学没毕业，长相还行，瘦高个，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他的3个哥姐都已成家，家里只剩下他和老母亲。那时相亲基本只看彼此的家境和长相，都不算差，就可以了。

　　认识半年左右，秀姨就和袁德清结了婚。婚后不久，秀姨发现丈夫有恶习，抽烟、喝酒、赌牌样样不落。可那时她已经怀上了孩子，后悔也迟了。孩子几岁时，有一次他们吵架动手，秀姨想离婚，我二姨表示赞同，说不愁找不到更好的，但我妈不同意，她认为秀姨年纪不小了，离婚再找只能给别人当后妈，自己的孩子却没人管。

　　在我们老家，普通人家的生计一般就两种：要么踏实种庄稼，一季水稻，一季小麦，一年的收入算不上可观，但温饱绰绰有余；要么养鱼，选几亩自家连片的土地请挖掘机挖成池塘，投放鱼苗，等长大了卖钱。

　　丘陵地带大多是沟沟坎坎，无法实现机器化种植，耕地、插秧、喷农药、收割，基本全靠人工，种庄稼必须得吃苦耐劳，还要有个好体力。养鱼赚得多，风险也大，前期需要投入资金置办增氧机、循环水泵等设备，买小鱼苗和饲料，等鱼入了水，养殖户就得扎在池塘旁的简易屋棚里日夜看护，防止有人偷鱼，更要防鱼群缺氧，血本无归。

　　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靠以上生计养家糊口的青壮年，大多会选择出门打工。袁德清的哥哥姐姐就去了新疆，他们在那儿打工攒了些钱就做起了小生意，有的做豆腐，有的生豆芽。袁德清是家里的幺儿，从小备受宠爱，他吃不了种庄稼的苦，也没有养殖的头脑和胆量。儿子出生后，他就带着秀姨去给哥哥姐姐们打工，孩子留给老母亲带。

　　刚到新疆那会儿，他嫌大姐家饭不好吃，去二哥家待了一阵，又和二嫂闹了矛盾，转去三哥家的豆腐摊帮忙。时间长了，因为分账的问题，亲兄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干不下去了，袁德清只能自立门户。可他不懂算计，由着自己的性子，如果哪天他想喝酒打牌，就少磨些黄豆，秀姨上集市两小时就把豆腐给卖完了，有时他无事可做，就猛然加很多黄豆，秀姨在集市上枯坐一天也卖不完，只能看着豆腐变馊。

　　秀姨性格温吞，说不上丈夫的话，一来二去，夫妻矛盾加剧。一年到头辛苦做豆腐，到了年底一算，收入刨除摊位费、原料费、生活费，竟然入不敷出。最后，他们只能再次去给别人打工——这回没脸面去找亲兄弟，就托亲朋好友介绍。

　　那些年，秀姨跟着丈夫先后去过内蒙、甘肃，东奔西走也没存下几个钱，只有过年才能回趟老家。

　　2014年春节的一天，我妈告诉我，秀姨和德清姨夫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他们都属狗，平时就口角不断，这次吵架就话赶话，把这些年的不如意都发泄出来了。”——据说，那次吵到最后，德清姨夫一脸愤恨地出了门，一点钱也没给秀姨留下，同时他放下狠话：“离了我意昂3官网，看你一个人怎么活？”

　　那时候秀姨的婆婆已经去世，她的儿子从小是奶奶带大的，与她和德清姨夫并不亲近。孩子不是读书的料，高中没念完就跟着老乡去江浙一带打工了。德清姨夫一走，家里就真的只剩下秀姨一个人了。秀姨在家里折腾了半年，先是把屋前屋后荒废多年的菜园开垦出来种菜，又把自家租出去的两亩地收回来种上了花生。忙得够呛，也只能勉强挣点生活费。

　　我妈心疼她，说一个女人在老家种地行不通，忙不过来，也挣不到钱。当时我家左邻右舍有几个女人去广东做保姆，收入不错，我妈就动员秀姨也到大城市去看看。

　　2014年夏天，我妈来北京看望我，顺便把秀姨也带来了。她剪着偏男性风格的短发，黑瘦黑瘦的，看着还挺精干。多年未见，秀姨看到我只是尴尬地笑，喊了一声我的小名，再没有其他寒暄。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秀姨逢年过节都会来我家串门，帮我妈打打毛线，纳纳鞋底。每次我和我弟都会缠着她，要她讲故事。秀姨讲故事绘声绘色的，她给我们讲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还讲过《七色花》。

　　20年转眼过去，那个开朗、讲故事时会发出怪声的秀姨，已经被生活磋磨成了一个拘谨、寡言的秀姨。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租住在东直门附近，上下班的路上，总看到一个家政公司门口挂着“阳和家政”的牌子。我上网查询，发现这家公司有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还比较正规。我妈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得知这一情况，第二天就领着秀姨去了。

　　听说秀姨是湖北人，门店的“老师”表示欢迎。她说在北京做家政也会面临“地域歧视”，雇主普遍不愿意用东北人和河南人，四川人最受欢迎。她给我们介绍说，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只要交500元押金，就管培训，包吃住。如果能拿到“家政服务员”资格证，他们就会退还押金，并帮忙找工作。

　　培训基地在通州，很偏远，秀姨初来乍到，不敢一个人出门，我妈虽说来过几次北京，但也不熟。于是我特意选了个周末，和我妈一起送秀姨去培训基地报到。出发前，我特意给秀姨办了张公交卡，往里充了50元钱，方便她以后出门搭车。

　　那天我们地铁转公交，兜兜转转，折腾了2个小时才到地方。我妈和秀姨都晕车，一下车，她俩都吐了。培训基地在一个汽修厂的旁边，那地方特别空旷，秀姨拿着家政门店开的押金凭条给门卫看，大爷还挺热情，让我们去食堂等。不一会儿，一个50多岁的大妈过来问秀姨的名字，对上信息后，就安排她住下了。

　　那时秀姨还在用一个诺基亚的黑白手机，她发短信有些费劲，也可能是心疼电线天，也没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妈忍不住，第四天晚上8点多，她主动给秀姨打了个电话，倒是很快接通了，秀姨在电话里大声说：“没事儿，我还能适应，白天老师教我们用燃气灶炒菜，还教我们拖地，我以前只看过但没用过呢。”

　　我想了想，老家农村都是柴火灶加一把大扫帚，秀姨可能线周培训完毕，秀姨考核合格了，老师让她回东直门的家政门店等安排。

　　那个门店的里屋是宿舍，一个大房间里放了10多张上下铺，平时等工作或休假的家政阿姨会到这里落脚。一晚上交10元钱，有热水可以洗澡，但吃饭得自己解决。当时正值夏天，用不上厚被褥，很多人就躺在硬床板上直接睡。

　　秀姨在宿舍住了两天，没等到工作，又来到我家。她说自己把公交卡弄丢了，让我再帮她办一张——她洗澡之前把公交卡和衣服放在自己的床铺上，等洗完出来，公交卡就不见了。她问了问当天同住的几个人，都说没看见。

　　宿舍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鱼龙混杂，难免碰到手脚不干净的。我妈埋怨秀姨出门在外一点心眼都没有，秀姨说：“看大家都是找工作的人，我没想那么多。”

　　又过了几天，秀姨高兴地说她要去“上户”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家政，由于没有经验，门店老师帮她和雇主讲好了价格，每月3500元，她还挺满意的。雇主家在大兴，房子在顶层5楼，带个阁楼。这家的男主人在银行上班，女主人自己开公司，他们有2个孩子，姥姥姥爷与他们同住。秀姨有属于自己的小房间，每天她要给一家六口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偶尔出门还得帮忙抱孩子。

　　刚开始，秀姨对用燃气灶炒菜还不习惯，只能按照培训老师教过的，炒完一个菜把火拧到最小，洗完锅放上灶台再炒下一个菜。一次，秀姨炒完最后一个菜忘记关火，直到孩子姥爷睡前到厨房喝水才发现。此后，秀姨做事更谨慎了，诸如每顿饭做什么，床单是不是该换了，小孩的鞋是不是该洗了，事事都得过问。

　　女主人似乎还是不太信任秀姨，大米吃完了，女主人就嘀咕：“吃这么快呢，上个月刚买过两袋吧？”

　　秀姨心里不太舒服，她对我妈说：“他们家那么多人，我还能把大米藏起来不成？”

　　合同里有规定，阿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不休息的话，雇主就要付加班费。每周六，秀姨做完晚饭就走，周日晚上再回雇主家睡。我妈没回老家的时候，秀姨每逢休息日就会来我家，她们老姐俩一起去逛超市、唠唠嗑。

　　秀姨感叹雇主家有钱，说她还是第一次看到那种上下两层带阁楼的房子，“大人和孩子的衣柜都是满满的”。她说雇主家孩子姥姥一辈子没出去上班，先是把女儿带大，现在又帮着带外孙，丈夫和女儿都对她很好，平时嘘寒问暖，有好吃好喝的都会先想着她。

　　我妈在北京待了2个月就回老家了。那时我刚结婚，秀姨不好意思老来我这儿歇脚，就让我帮忙置办了一套简单的被褥，再碰到休息日，她就带着被褥去家政门店的宿舍住。

　　2015年春节，秀姨没回老家——她儿子早就表示自己不回家过年，她对德清姨夫还心存怨愤，也不愿意回去面对他。她在家政门店的宿舍里过了除夕，大年初四就回雇主家上班了。不久之后，秀姨给我打电话，说雇主让她陪两个老人带孩子回兰州老家住一段时间。以前打工时，秀姨去过兰州，就同意了。

　　临行前，秀姨专门来我家一趟，顺便讲了讲雇主家的近况。她说女主人的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和男主人在银行做担保有关，牵扯到很多人。男主人已经1个月没回家了，不知道是躲起来了还是被抓了。女主人担心孩子的安全，就让他们回兰州避避风头。

　　秀姨在兰州期间，我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她还挺开心，说：“反正都是那些家务事，在哪儿干活都一样。”5个月后，秀姨和这家老小一同返京，男主人依然没回家。女主人也不去自己的公司了，她说家里雇不起保姆了，那个月付工资的时候多给了秀姨500元钱，算是辛苦费。

　　一直以来，秀姨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银行账户，她习惯让雇主付她现金。这份工作结束之后，我陪秀姨去银行开通了账户，她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布包裹着几沓现金，第一次为自己存了4万块钱。

　　4秀姨又回到东直门的家政门店待业，一位“老师”建议她参加“母婴护理师”的培训，说育儿嫂的工资比普通家政员高。那时北京的工作还很好找，秀姨拿到母婴护理师的资格证后，没等几天就“上户”了。

　　那是一个三胎家庭，大孩和二孩都上小学了，三孩刚6个月，妈妈上班后就需要人来接手。孩子的奶奶已经70岁了，在隔壁小区有套单独的住房，负责每天早晚接送两个大孙子上下学，白天有空时，就时不时来儿子家看看，监督秀姨的工作。

　　因为晚上要带小孩睡觉，这家开的工资比较高，一开始就给了4500元。可能是孩子多，女主人顾不过来的缘故，他们愿意给秀姨付加班费，于是秀姨基本没有休息的时间了，每月只能抽一天出去喘口气。她早上到公园、商场晃荡，晚上又得回雇主家睡觉。

　　我妈再来北京，秀姨休息的时候就偶尔来我家看她。她感叹有钱人也辛苦：“女主人白天上班，下班回家还得给3个孩子辅导作业、读书、讲故事。”

　　这家人都是文化人，待人更宽厚，秀姨跟着他们学了不少东西。一天，她托我帮她换一个智能手机，说要上网看新闻，还说要学着用微信聊天。

　　秀姨在工作上得心应手，德清姨夫竟开始主动关心她了，他隔三差五打来电话，秀姨对他不爱搭理，还有些烦躁——有时候她正在哄小孩午睡，德清姨夫的电话就来了，不接他就不停地打，接了他就说个没完没了，除了嘱咐秀姨要舍得给自己买点好吃、好穿的，就是让她有时间多给儿子打电话。

　　刚开始，秀姨还不太适应丈夫的关心，后来她才慢慢明白过来，德清姨夫这是担心她在外面待久了，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了，就不愿意回老家了——说得更直白点，就是不愿意跟他过了。

　　秀姨愤愤地对我妈说：“我想起他把我丢在家里，还发狠话，我心窝就疼。他以为我会去求他，结果这一两年，我自己过得好好的。”

　　我妈一向劝和不劝散，说：“既然他态度有转变，那你的态度也好点，儿子也大了，你们以后也有个盼头。”

　　2017年国庆节，德清姨夫又给秀姨打电话，商量回老家盖新房的事——在我们老家农村，只要是有儿子的家庭，一般都会在儿子相亲之前盖新房子，这样等女孩来看时，门面上也好看些。秀姨的儿子已经20多岁了，到了考虑娶媳妇的时候了，她当然不能反对建房。我们当时也觉得，盖了新房，娶了儿媳妇，德清姨夫对她的态度会有转变，秀姨会过上安稳的生活。

　　秀姨主动和雇主说，自己再做几个月，春节前就要辞职回老家了，让他们提前找好替代的人。可元旦的前一周，女主人就把新保姆接到家里了，说是需要提前熟悉环境。秀姨隐约觉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雇主不满意了。

　　秀姨和我妈视频聊天，听语气感觉她挺自豪。她说她从北京回去后，德清姨夫对她挺客气，周围的邻居知道她挣钱回来盖房，也都夸她有本事。因为平时抽烟、喝酒、赌牌，德清姨夫根本存不下钱，盖房时他只拿出了6万元。而秀姨拿出了14万，她出了大头，为自己挣足了脸面，算是扬眉吐气了。

　　毛坯房盖好后，夫妇俩没钱装修，只能把这事暂时搁下。德清姨夫说自己年纪大了，老给别人打工身体吃不消，可是在老家做豆腐生意又没有销量，“不如去学做早点的手艺，将来自己搞个小摊位”。

　　秀姨太清楚丈夫那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本性了，果断拒绝。她当年跟着德清姨夫不停地换地方打工，无一不以鸡飞狗跳收尾，还不如各自挣点清清静静、实实在在的钱。德清姨夫看秀姨把所有钱都拿回家盖房，心里也踏实了点，就没再勉强。

　　这年的夏天，秀姨第二次来到北京，在我家短暂休整后，又直奔东直门的那个家政门店。

　　刚开始没有活儿干，门店里的“老师”就偶尔派她去做上门服务的家政小时工，一天能挣个200元，虽然不稳定，作为生活费还是够的。只是秀姨晕车，方向感也不行，她常常因为找不到地方被雇主投诉，又引来门店“老师”的抱怨。

　　后来秀姨终于等到一个稳定的活儿，那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想雇个住家阿姨带小孩兼做家务，工资5000元。孩子的妈妈是南方人，沟通比较容易，对饭菜的要求也不高，只求秀姨对孩子细心负责，秀姨偶尔洗坏了她的衣服，出门忘记带钥匙，她都包容。三口之家的家务活并不多，孩子送去幼儿园以后，秀姨的工作就更轻松了，有时她还能去公园和老太太们聊聊天、跳跳广场舞。

　　可到了2019年正月，秀姨就遇到难处了——德清姨夫酒后骑摩托车回家，一头扎进了坡下的农田，被人发现后送到医院，左臂两处骨折，短期内不能再做体力活了。秀姨得到消息，经过一番考量，并没有立即回老家。直到国庆期间德清姨夫要去医院拆除钢钉时，她才跟雇主请了一周的假，买票回去照顾他。

　　再返京，秀姨来到我家，她神情漠然地问我和我妈：“如果他以后挣不了钱了，我是不是还得养他一辈子？”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说拆完钢钉胳膊会慢慢恢复的，劝她要想开点。我想，他们夫妻感情向来不和，患难时想到将来谁会是谁的负担，也是情有可原的。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国，雇主不敢让秀姨出京，秀姨自己也不想回去。连续两年春节，秀姨都是来我家过的，她儿子在江浙待着，也没回老家，只有德清姨夫独自守着刚盖的新房。

　　2021年“五一”期间，秀姨来我家吃饭，忽然说起在老家种地太辛苦，她打算把一个关系不错的邻居也介绍到北京来做家政。我妈听完，直接问了她两个问题：别人刚来人生地不熟，地铁公交都不会搭，你有时间全程帮忙吗？隔三差五闹疫情，万一人家在来去的路上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可能秀姨并没有意识到，当初我妈带她来北京，主要是因为见她婚后过得不好，心存愧疚。我妈一路帮秀姨找工作，逢年过节邀请她来家里吃饭、歇脚，就是不希望她在休息的时候只能在街头游荡。在北京，秀姨勉强能安顿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帮扶别人。

　　秀姨讪讪地搓手，嚅嗫地说，自己没考虑得那么细，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或许，除了想帮扶邻居，秀姨也是希望在北京找个说话的伴儿吧。近些年，我妈为了照顾几个孙辈，在儿女家来回周旋，几乎没有闲暇时间顾及她了，偶尔打个电话也是问候两句就匆匆挂断，更不用说深入交流了。

　　在大城市里漂泊，在不同的家庭里寄住，秀姨的内心很寂寞。她曾对我说：“我发现来家政公司打工的女人，很多都是像我这样夫妻感情不和的。但凡两口子感情好一点，都会在一起做点小生意。”

　　62022年秋天，雇主家的孩子上小学了，孩子妈妈却失业了，为了节省开支，她打算自己照顾孩子。这样一来，秀姨又失业了，她想着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就打算先回去看看。

　　2023年春节，秀姨一家三口难得在老家团圆了。可秀姨发现，几年不见，丈夫变得更加不可理喻了——以前他只是中午和晚上喝酒，现在连吃早饭都要给自己倒一杯白酒，一天到晚喝得晕乎乎的，什么正事都干不了。新年图个吉利，秀姨就忍着没发作。

　　家里的新房盖好后一直没有装修，一切东西都是凑合着用。秀姨做了几餐饭，觉得厨院里缺了一个烧柴的柴火灶，于是就请师傅来砌了一个。可德清姨夫却嫌柴火灶土气，找人把灶给扒了，又花了800元买了一套不锈钢的燃气灶回来。

　　秀姨气愤难忍，她觉得自己出了大钱盖新房，居然连选一个灶台的权利都没有。更何况，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受疫情影响，她和儿子都失业了，丈夫前几年开始就在老家做工资日结的散工，做完今天不能保证明天。

　　她无法接受丈夫打肿脸充胖子，两人很快就吵了起来，丈夫嘲讽她：“你在外面打了几年工，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2023年春节刚过，秀姨买好火车票，第三次来到北京，还是暂住我家。进门时，她拖着一个大箱子，打开后里面全是腊香肠。她强调：“这都是我自己出钱、自己买肉、自己腌的，临走都打包了，一根也没给德清留下。”她还赌气说，以后没啥大事，她也不回老家了：“以前还想等儿子娶媳妇、生孙子的时候回去，现在看他和他老子差不多，一辈子晃晃荡荡也过来了。”

　　儿子失业回家后，秀姨曾托人去问市里的小工厂是否招人，想让儿子在本地找个工作，再找个对象结婚，安安稳稳的。可惜这一切都是秀姨一厢情愿，她儿子觉得工厂太拘束，还是想去江浙一带打工。他以前一直在餐馆帮厨，挣不到大钱，只够养活自己。他已经26岁了，还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得过且过。秀姨觉得自己指望不上儿子，那还是来北京打工吧。

　　我妈本来想说点啥，可看秀姨一脸不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城南旧事》里的宋妈，她也是做保姆挣钱贴补丈夫、养孩子，只是命运更惨，后来儿子不在了，她又回去和丈夫生儿子去了。

　　秀姨在我家客厅睡了几晚，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一家靠谱的家政门店后意昂3官网，她就简单收拾了行李，搬到门店宿舍去了。现在什么都涨价了，在宿舍住一晚要交20元了，洗热水澡还要另收费，吃饭更不用说。秀姨在那儿住了1个月，工作还没着落，心急如焚。

　　后来，一个教友听说此事，帮她联系到一份商场保洁的工作，包吃包住，一个月3000元。秀姨有些犹豫——这比她8年前来北京时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还低。但此时，干耗了许久的她已经别无选择，为了让焦灼心情得到片刻舒缓，她答应了。

　　商场保洁的工作还算轻松，只是每天早9点到晚6点必须一直在岗。干满1个月，秀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说保洁的活儿很耗费时间，10多个人一起吃住也有些矛盾。秀姨还没有过惯集体生活，就像她当初用不惯城里的燃气灶一样，她还不适应长时间和同事待在一起。秀姨说，她有几个同事都60多岁了还在北京漂着，“看来‘挣点钱回老家’其实只是说说而已，回老家干什么，大家从来都没说”。

　　秀姨就像一滴油，在北京这片浩瀚的水面上漂来漂去，并未与哪里发生相融。每天晚上她睡在一张1米宽的下铺上，望着上铺的木板。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道她是否会想起老家那个盖好的新房。

　　投稿给“大国小民”栏目，可致信：，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单篇不少于2000元的稿酬。其它合作、建议、故事线索，欢迎于微信后台（或邮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