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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持续创新低。长期看，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难扭转。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了？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新书中《大国人口》分析为，第一，生育基础削弱。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第二，生育成本高。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

　　从数据来看，中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约1.02，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生育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

　　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与总和生育率相关的一个指标是保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世代更替率，发达国家人口世代更替率为2.1左右，中国因男女性别比失衡和女性存活率低，差异为2.2左右。

　　根据我们的估算（见图4-1），2016年总和生育率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有下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为1.3，2021年为1.15，2022年约为1.05，2023年约为1.02（按照出生人口902万人计算）。

　　终身生育率下降，1946年和1970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为 2.81 和1.61。总和生育率采用假设一代人法，反映的是当年的生育水平。如果要衡量某一个年代育龄妇女度过育龄阶段后的实际生育水平，可以使用终身生育率，计算方法为某个地区某个时点已经度过育龄期（超过 49 岁）的一批妇女平均每人所生育的孩子数量。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46 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为2.81，1950年出生的女性降至2.48，1960年降至1.85，1970年降至1.61。此外，女性终身不孕率提升。根据 2023 年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提到的数据，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 年为6.1%，2020 年接近10%。

　　世代生育意愿下降，年青一代生育意愿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48个。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年、2019 年、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3 个、1.76个、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 后”和“00 后” 仅为1.54个和1.48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在全球靠前。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50—2021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 2.9 降至1.7，日本从3.7 降至 1.3，印度从5.7 降至2.0，远小于中国从6.1 到1.2 的降幅。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此外，育龄妇女已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 352.7 万人。1982 年中国15~49 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 亿人，到 2011年达 3.8 亿人的峰值，2022 年降至3.1 亿人，2011—2022 年育龄妇女 年均下降 618.9 万人。

　　其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 20~35 岁女性数量也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1982 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为1.2 亿人，到 1997年达到峰值 1.9 亿人，经历短暂下降后又达到 2013 年的小峰值1.7亿人，此后至2022年达1.4 亿人，2013—2022 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52.7万人。

　　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 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 1989— 1997 年，“90 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2030 年、2050 年主力育龄妇女较 2022 年分别减少17.4%、37.4%。

　　未来，主力育龄妇女数量持续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 2023 版》“中方案”，预计到2030年育龄妇女数量降至3亿人，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至1.2 亿人，较2022 年分别下 降 3.8%、17.4%，2050 年分别降至2.1 亿人、0.9 亿人，较2022 年分 别下降 31.5%、37.4%。在此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压力较大。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人，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人，1981—1994年的2246万人，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人左右，其中2012年为1635万人。

　　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

　　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万人、1687万人、1655万人。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人，创2000年以来的峰值；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2023年为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

　　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版》，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将在几年内跌破700万人，预计到2050年跌破500万人，2100年仅不到100万人。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不到一半，按此趋势，到21世纪中期将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我们根据出生人口漏报率修正了分孩次出生人口占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二孩占比骤升，超过一孩，2015—2017年一孩占比从52.1%降至40.7%，二孩占比从40.3%骤升至52.1%。

　　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没有一孩哪儿来的二孩。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一孩、二孩、三孩占比分别为46.1%、38.9%、15.0%。

　　分省份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 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在5%~10%。从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 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出生人口数量分别为105.2万人、73.3 万人、68.2 万人，合计占全国人口的27.4%，仅广东出生人口就超百万。

　　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22 年安徽、河北两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过 15%，福建、辽宁、江西、云南等 13 个省级行政区 出生人口降幅在 10%~15%，贵州、山东、吉林等 14 个省级行政区 出生人口降幅在 0%~10%，仅西藏、新疆两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长。

　　第一，中国结婚率在 2013 年见顶后连续9年回落，离婚率攀升；晚婚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 年平均初婚年龄从 22.9 岁推迟至28.7岁。与美国、欧洲非婚生子女占比高达 40%~60% 不同，中国非婚生子女占比不到10%，因此，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

　　2013—2022 年中国结婚对数从 1346.9万对持续降至 683.5 万对，近乎腰斩，婚姻登记对数自2019年以来连续跌破1 000万对、900万对、800万对大关，2013—2022 年粗结婚率从9.9‰下降至 4.8‰，“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

　　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至28.0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 1996 年、1998 年超过晚婚年龄（女 23 岁、男 25 岁）。

　　第二，晚育现象日益突出，2000—2020 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3 岁推迟至27.9 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5.8岁推迟至29.7岁。2000 年主要初育年龄、主要生育年龄均为 20~27 岁，生育一孩数、生育子女数占比分别为83.2%、71.7%。而到 2020 年，主要初育年龄推迟至 23~31 岁，且生育一孩数占比降至 69.5% ；主要生育年龄推迟至 25~33 岁，且生育子女数占比降至 64.8%。

　　并且，2000—2020 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生育一孩数占比从5.7% 增至近34.3%，生育子女数占比从17.3%增至50.0%。从人口普查数据看，2000 年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24.3 岁、29.0岁、30.9岁，2020 年分别为 27.5岁、30.3岁、32.1岁。

　　第三，男女比例失衡、城市高房价、农村高彩礼等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规模快速增加，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在婚姻市场匹配中，女性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这意味着即便婚姻市场男女性别比平衡，条件最好的女性和条件最差的男性也可能被剩下。

　　1990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女性仅为46 万人，2000 年超过154万人，2020年攀升至1042.4 万人；其中，30~34岁女性未婚率从 0.6%攀升至9.3%。从城乡分布看，2020年城市30岁及以上女性未婚率为 3.7%，明显超过建制镇的1.7%、农村的1.2%（见图 4-6）；

　　农村30岁及以上男性未婚率为7.5%，明显高于城市的6.8%、镇的5.3%。从受教育程度看，2020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率高达14.4%，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1.8%。

　　中国临床对不孕不育定义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即男女双方有生育意愿、经过12个月及以上的规律无保护性生活后未受孕。不孕不育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其中，原发性不孕指未怀孕过且不能生育的现象，继发性不孕指过去曾经怀孕，但以后再也无法怀孕的现象。

　　女性不孕的原因主要包括输卵管异常、子宫内膜异位、反复人工流产导致子宫内膜炎症粘连病变等，男性不育的原因主要包括异常、性功能异常、免疫因素等。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从医学上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龄在20~30 岁，35 岁以上的女性生孩子就属于高龄产妇，不孕率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急剧上升。

　　医学数据显示：15~34 岁女性的不孕率为 7.3%~9.1%，而 35~39 岁女性的不孕率直升至 25%，40~44 岁女性则 高达 30%。此外，日夜颠倒、久坐、不锻炼、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吸烟、酗酒、环境污染、高强度辐射等均会导致男性质量下降。

　　根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8年在《生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基于11.3 万例样本的研究，2005—2014年男性质量呈明显下滑态势。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独生 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生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高，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4 版》显示，全国家庭 0~17 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53.8 万元，0 岁至大 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8 万元。

　　分区域看，上海平均养育成本最高，达 101 万元；北京紧跟其后，平均养育成本接近 93.6 万元。 区域养育成本与总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区域养育成本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上海、北京养育成本居全国前列，总和生育率较低，2020年分别为0.74、0.87 ；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养育成本与人均GDP的比值较高，总和生育率也较低，2020 年分别为 0.76、0.88、0.92。

　　对比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年满 18 岁所花费的成本相对于人均 GDP 的倍数，在统计的 14 个国家中，估算 2022 年中国抚养成本 / 人均GDP 为 6.3，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见图 4-7）。

　　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是家庭、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更需要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中 更易遭受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关系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

　　二是在性别歧视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1990—2022年中国女性（15 岁及以上）劳动参与率从73.2% 降至61.1%，但在全球仍 然处于较高水平。2022 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3%，美国、欧盟、 日本、印度分别为56.5%、51.9%、54.0%、24.0%。

　　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1 年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为 12%，其中韩国、日 本、美国、法国分别为 31.1%、22.1%、16.9%、11.8%。

　　根据 BOSS 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 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超过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第三，普惠托儿所奇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一方面，我国严重缺乏3 岁以下的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和人口报告2022 版》，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 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 32.7%。

　　相比来说，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教育“内卷”， 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大。根据育娲人口的估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 GDP 的比例大约是 2.6%，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处于中下水平。

　　相比之下，中国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并不低，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 60% 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付出了高昂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 57 小时。

　　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 小时，英国为43 小时，日本为41 小时。高强度的学习虽然换来了更好的成绩，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却受到影响。

　　第四，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 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50.3%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房价收入比位居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1998 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1998—2023 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 1 854 元 / 平方米上涨至10864 元/平方米。2004—2023 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增长了23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为50%左右。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 50.3%，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 / 可支配收入）从 29.0%增至144.9%。

　　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据 Numbeo（发布全球国家和城市数据的数据库）的数据，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绝对房价、相对房价位居前列，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市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33、44、37、32，远高于纽 约、伦敦、东京的12、15、11，且居民房贷压力位居全球前列，居民抵押贷款占收入的比例均超过290%，是纽约、伦敦、东京的3~4 倍。

　　第五，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 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的估计，2010 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 1.45 亿人，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 年增加 400 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 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 1.8 亿人。

　　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生育二孩，生活压 力就会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 势不改变，随着“00 后”进入婚育阶段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 甚至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少子化社会，为鼓励生育、保持人口正常更替水平，大部分国家的通用做法是将生育支持政策纳入家庭政策。

　　第一，早期家庭福利政策主要涉及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通常带有救助和福利色彩，主要是通过使用福利性的政策手段减轻社会贫困、提高公民福利水平和生活质量，生育支持并非主要内容。

　　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人口转变、家庭模式发生变化， 家庭政策在保障家庭福利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口发展，注重鼓励生育， 通过家庭补助、税收优惠、产假、托幼服务、母亲工作帮助等方面的政策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家庭和谐，提振生育意愿。

　　大多数西方国家基本完成人口转变，表现为低出生率、低增长率、低生育率，同时受社会思潮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增加、离婚率上升，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此后“空巢家庭”“单亲家庭”“未婚母亲”等大量出现，家庭和工作的矛盾日益凸显，“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弱化。

　　第三，近年来，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高收入发达国家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1976年有 9% 的国家实施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到1996年这个数据变成了 14%，2019 年有约 28% 的国家试图提高生育率，且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见图13-1）。鼓励生育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来实现的，包括提供生育补贴、育儿津贴、税收减免、育儿假等。

　　随着人口转变、家庭模式变化，西方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目标逐 渐向注重生育支持转变。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 周休假、 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 生育政策基本准则。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三类（见图 13-2）。

　　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早，支持体系完善，支持力度较高，近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维持在1.6 以上的国家。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20世纪 90 年代开始发展家庭政策，促进夫妇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总和生育率从 1.3 以下回升至 1.6 左右的国家。

　　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生育支持力度不足，传统家庭模式固化，总和生育率降至1.3 以下的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的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 年设立德国联邦家庭、 老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英国于 1997 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 1981 年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 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一，完善休假制度。202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女性平均 产假 18.5 周、育儿假 32.3 周，男性平均陪产假 2.3 周、育儿假 8.1 周 （见表 13-1）。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在休假期间提供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为平时薪资的 100% 以进行横向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女性总假期平均为 30.3 周，男性为 6.3 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 85 周、68 周，排名靠前，爱尔兰、澳大利亚分别为 8.0 周、7.7 周，排名倒数。

　　完善男女共担育儿假能够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有助于缩小男性和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差距。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

　　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假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比如法国有5 周男性陪产假、26 周男性育儿假，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国还有较长的父母双方共享假期。

　　第二，提供经济补贴，201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重约为 2.3%，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正相关性（见图 13-3）。家庭福利补贴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等。

　　2019 年除土耳其、墨西哥，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占 GDP 的比例为1%~4%，平均为2.3%，法国为3.4%，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5%，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 越高。例如，法国 2019 年家庭现金福利开支占比为 3.4%，总和生育率为 1.83 ；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6%，2021 年总和生育率为 0.92。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0~2 岁入托率为 10%~70%，平均为 36%，入托率越高，生育率越高。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 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的压力。

　　日本、韩国近年大力扶持托育，提供几乎免费的托育政策，入托率分别从 2010 年的25.3%、38.2% 提升至2019 年的41.3%、65.2%，但仍未扭转低生育情况。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缩小职场性别歧视。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重视女性就业权利保护，如瑞典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事业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提供培训等。

　　2002— 202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从 17.0% 降至10.5%，男女收入差距从17.7% 降至12.0%。

　　一般而言，男女就业差距越小、工资差距越小，意味着女性的就业权利能得到更好的保障，生育率更高（见图 13-4）。例如 2021 年瑞典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为4.1%， 工资差距为7.4%，总和生育率为1.7 ；而韩国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为17.5%，工资差距为31.1%，总和生育率不足1.0 ；日本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为12.6%，工资差距为22.1%，总和生育率为 1.3。

　　任泽平，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等职务，中国证券分析师大满贯冠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兼任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评审专家，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中外企业家联合会顾问，首都金融智库专家，枣庄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京融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茅台战略研究院顾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兼职导师。

　　曾参与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著作《新基建》荣获中央组织部第五届全国党员培训创新教材奖。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专著和译著《宏观经济结构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大势研判：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周期》《新周期》《全球贸易摩擦与大国兴衰》《全球房地产》《金融模式》《实战经济学》《新能源》《房地产大趋势》《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等。提出的“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成为业内标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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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学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曾就职于房企、券商等。研究方向为房地产、人口和区域经济。出版专著《房地产大趋势》。多次牵头承接国家部委、地方政府以及大型企业的重大课题。研究成果《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印度能否复制中国人口红利》《上海房价涨幅大的背后逻辑》等多篇报告在全网传播达数千万次。在《经济日报》《中国房地产金融》等报刊发文数篇。《中国房地产金融》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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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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