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根·斯塔克的《女人的事》是一部深刻揭示新母亲情感世界与现代家庭内在张力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她毫不掩饰地分享了自己从成为母亲那刻起所经历的心灵旅程——从产后抑郁到在社会中感受到的身份“消失”，她的故事是对全球众多母亲情感体验的真实呼应。

　　原文：你一层层消失，轻柔地飘落在淤泥中。首先从工作场所、酒店大堂、新闻发布会和行李传送带上消失。接着，从晚宴、鸡尾酒会和家庭聚会中消失。你依然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肚子滚圆，里面是个动来动去的宝宝。你很平静，还自鸣得意。总之，你太累了，宁愿在家睡觉。可随后身子变得太重、太热，你便不在乎了，你被打败了，被生物学摔倒在地。但即便如此，你还在商店里、在人行道上。再过一阵子，你就只在漆黑的房间里出没。再之后，你会像鬼魂一样在Facebook上发出声响，掠过那些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人。其他消失的人——大多数是母亲，还有失业者和病人。

　　作为曾长期在中国担任驻外记者的斯塔克，她独特的跨文化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找到可靠育儿帮助的对比。通过个人经历，她展示了外国雇主如何依赖前雇主的推荐信来找到信任的育儿嫂，这种模式相比中国母亲常用的中介推荐方式显得更为可靠。

　　她坦白地讨论了在北京雇佣育儿嫂期间遇到的挑战，通过她的叙述，我们得以窥见身为外国人的她在文化和种族界限中的不同体验，以及这如何影响到了母亲与育儿帮手之间的动态。斯塔克敏锐地观察到，家庭照片中故意回避育儿嫂的存在，以及育儿嫂和孩子间独立的交流被同样隐去的现象，反映了现代家庭中的一种隐藏的劳动分配与新自由主义给女性带来的某种迷思。

　　原文：作为雇主，我们假装我们优雅的存在是自己工作和优秀品质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他女人的劳动成果。房间之所以干净是因为有人打扫过；孩子们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家里多了一个大人。养育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可恶，我们就雇了一个。但是没人想这么说，至少不能直说。我们都假装这不是一份工作，也与劳动力、金钱和日程安排无关。雇佣关系是我们共处一室的唯一原因，而我们却把它视为一个不方便，甚至令人厌恶的事实——我们第一时间想从照片中裁掉的一部分。

　　书中对育儿依赖的坦诚讨论，尤其是将育儿嫂的作用视为甚至超过了伴侣的情感支柱，提出了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有力挑战。

　　原文：我甚至不知道小李（编者注：斯塔克的保姆）的全名，我想她也不知道我的全名。她给我起的外号叫“对不起”。我们的关系本质上是交易关系。但我把小李同理智、健康、摆脱失眠和抑郁联系在一起。她是引着我从最荒僻的荒野中走出来的那条面包屑小径，现在我明白为什么在孩子迷失于危险森林的古老故事中会出现面包屑了：因为面包屑是家常食品，让人感到安慰，它们是被撕成小块的生存必需品。汤姆的直觉是正确的。我对小李的依恋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依赖。他甚至不知道我背叛的程度。

　　……那些日子里，我有时想象小李、汤姆、马克斯和我在一艘拥挤的救生艇上漂流。必须有人被扔到海里。我知道得扔掉汤姆，把我的真爱投入大海。我对小李的依赖之深，到了如此境地。再说一遍：我设想过为了保姆而牺牲丈夫。

　　斯塔克不避讳地指出了雇佣关系的脆弱性以及家庭稳定性依赖于单一个体——如育儿嫂的困境。她个人育儿嫂突然的怀孕情况，为她的日常带来不确定性，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缺乏类似“一个村庄”式的集体育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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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不知怎的，一切都出了问题。雇用小李是为了让我把注意力从孩子身上剥离下来，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这种情形一度发生过，但只是昙花一现。我了解到，保姆不是托儿所。她不是一个村庄。她不是一个出现后就能简化生活，并且不会造成更多麻烦的工具。小李是一个人，她的问题也开始成为我的问题。也许，就像汤姆一直说的那样，这种纠缠表明我缺乏专业界限。但我想，除非我缺乏所有人类的情感，否则这样的结果就不可避免。

　　在书中，斯塔克提出对美国育儿文化的反思，质疑为何寻求陌生人的帮助成了常态，而家庭成员之间独立孤立。她的这种探询不仅指向了一种期待着更为传统和集体的育儿方式，也暗示了对中国祖父母育儿模式的认可与羡慕。

　　原文：我想到了代际生活。我们四处寻找陌生人来照看孩子，而我们的母亲却在独居，这根本没有道理啊。也许我们被骗了。也许美国人是全球经济的好朋友，被广告骗得五迷三道，变得孤立和疯狂，这样我们就会买更多的东西。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孤零零地住在自己家里——我们都花了更多的钱。每个家庭都需要一台洗衣机。每个家庭都需要一辆车。每个家庭都需要一栋房子！我们很害怕，于是要给家里装上警报装置，配上枪。我们感到孤独，于是需要毒品和酒。我们是卓越的消费者，堪称世界一流。我们大买特买，直到无法储存，然后又去买容器来装放不下的东西。我们大吃大喝，直到脂肪害我们生病，然后我们吃药、做手术来纠正消费带来的疾病。我们如此狂热地消费，这简直要了我们的命。

　　举家从中国搬到印度之后，斯塔克也迎来了第二个孩子的降生，她与印度女佣玛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不同文化和阶级背景下的共同处境——女性在生育后牺牲个人需求的习惯性选择。这种经历引导斯塔克进行了内心的和解探索，以及如何在面对婚姻中的不平等时找到平衡。不过，尽管面对丈夫在育儿和家庭事务中的参与度不足，斯塔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愤怒或尝试改变现状。相反，她似乎早已为自身心理上做好准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在新境地毫不愧疚地使用帮助，同时承担起写作和陪伴孩子双重责任的人。

　　原文：我同意举家迁往印度，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我要毫不愧疚、大手大脚地聘用家政人员。我要把购物、准备食材、烹饪、清洁和洗衣的活儿统统外包出去。汤姆的事业把我们推向印度，但我决心让我的工作也从中受益。我开始安排一个新的家庭模式，除了陪孩子和写作，我什么都不做。 全球经济再一次站在了我这边。印度的劳动力甚至比中国还要便宜。一个全职工人的工资，哪怕按照当地标准慷慨地支付，对我们的家庭预算也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所以，到德里的第一天，我就开始物色保姆。

　　斯塔克的这部作品不单是对她个人育儿经历的记录，更深刻探讨了现代家庭、性别角色和跨文化差异下的各种挑战。《女人的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家庭、爱与牺牲的真实世界，而斯塔克的勇气和坦诚则为在这个多样化世界中寻求平衡的每一位母亲提供了共鸣和启示。

　　《女人的事》不仅是斯塔克亲历的育儿记述，更是对全球女性共同面对的家庭与社会问题的深刻省思。她无声的呼唤是对世界各地那些“第二大脑”妻子们的悄然支持。这本书无疑成为了理解当代中美家庭生活、女性角色以及育儿文化大格局的一个宝贵窗口。

　　原文：说到底，答案是男人。他们必须承担家务。他们必须承担这该死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作茧自缚，死活不愿说出这个简单的真相？这是一个日复一日重复着的永恒的真理，这是一个危险的真理，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点，我们会把自己的家庭炸成碎片，我们会拆散这个家，我们会破坏我们伟大的爱情。这样的要求足以摧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所以我们索性闭上嘴巴，埋头干活。没有一项任务值得争论。刷马桶，洗几个盘子，回复老师的便条，和另一个妈妈聊聊天，买些日用品。不要小题大做，不要没事找事。所有这些琐碎的家务事，显然正是我们被困在毫无意义的对话中、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但请不要介意。在经历了女权主义浪潮和各种女性身份的内部争论之后，我们仍然被视为一种可以被毫无顾忌地掠夺的自然资源，但请不要介意。孩子们都在一旁看着，但请不要介意。如果介意的话，你可能会发疯的。做饭、打扫卫生和照顾孩子就是一切。它们是终极真理，它们构成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基础，使之成为可能。这项至为关键、不可避免的工作永远按照性别分配，这使女性注定失败，男性注定成功。它耗尽了一半人口的能量，给她们的大脑带来负担。然而，坦诚地讨论家务仍然被视为一种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