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它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五四运动的发起者和的主力军，就是北京大学。这所创建于戊戌维新之际的高等学府,到“五四”发生时已有21年的历史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命题下，在民族启蒙与觉醒的一缕晨光中，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思想先导，在北京大学孕育发展起来。北京大学教育改革带来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追求真理的新风，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培育了肥沃的土壤。五四精神也从此融入北京大学的文化之中，成为这所百年学府催发新生的力量源泉。

　　五四时期，从广义上来说，应该包括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到1921年7月中国成立这六年。这段时期不算长，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大变动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大传播时期。在这个时期，北京大学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中心。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导，这一思想运动的兴起以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为标志，以反封建为主题，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为代表人物，以北京大学为宣传主阵地。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对北大管理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北京大学带来了新生，也把蔡元培这个名字永远地与北京大学联系在了一起。蔡元培，1894年被清政府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见清政府的腐败，弃官不做，返抵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着手创办教育。1907年，41岁的蔡元培毅然赴德留学，在莱比锡大学潜心研究哲学、文学、伦理学等课程，尤其对美学、美术史发生浓厚兴趣，并翻译出版《伦理学原理》，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等书。回国后于1912年被任命为教育总长，后因对袁世凯擅权不满辞职再次赴德，1916年底应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北大的六年，蔡元培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并在北大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学制度。“五四”运动期间，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思想，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曾多方营救参加运动而被捕的学生，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重要阵地。

　　1916年12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校，从京师大学堂起至蔡元培莅任前十余年间，北京大学一直在民族危局中步履维艰。尽管历任负责人尽其所能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抓住时机推进革新，但其进步终究有限，并未走出封建学衙式的旧窠臼。

　　蔡元培先生先后于1907—1911年、1912—1916年间两度留学德国，在此期间，德国以柏林大学为龙头新建立起来的一批大学已经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的中心。蔡元培的留德经历使他直接受到了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还为他日后构建教育改革思想，整顿落后的教育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基础。大学教育思想在蔡元培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他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0页。“研究高深学问”就是蔡元培所讲的“大学之性质”，或者说是大学的办学宗旨。“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1页。他的演说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蔡元培提出大学性质和任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主张，要求大学成为研究型的大学，大学教师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教师。这一办学理念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创立意义深远。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元培：《北京大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出版。，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利，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出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就是要打破封建专制的禁锢，网罗众家，创造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浓郁的校园氛围，并以此影响社会。由于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极盛。学术讲座上各派学者各抒己见。在学生的学习上，蔡元培主张学生广泛接触教员中不同派别的观点，使学生不拘泥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说。蔡元培同时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他还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学术研究、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种社团。

　　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在德育上，他主张学生应砥砺德行，成为社会楷模。在智育上，主张学生养成学问家的人格，不仅要有研究学问的兴趣，而且要养成服务社会的习惯，以追求真才实学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发展为使命。另外，蔡元培还在大学开体育课，亲自开设美育课程，成立各种学术团体。他还在学科和课程设置上撤销文、理、法界限，同时改“年级制”为“选科制”，认为“平等者，破除阶级而决非消灭个性……即破坏阶级制度，则即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为了摆脱年级的限制，北大推行了“学分制”。192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学分制”为全国大学的教学组织制度，通行全国。

　　1922年3月，蔡元培发表了《教育独立议》一文，是“教育独立”的主要倡导者。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类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同上。在“教育独立”的理论阐述中，他强调的是教育要不受政党的控制，教育要摆脱教会的影响。

　　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教育独立”的要求。北洋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连年混战，经济凋敝，政府将大部分经费用于军事开支，仅有的一点教育经费也不能如数到位，常常被挪用。为维持教育的正常运行，教育界发起了向北洋政府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鸣。

　　教育独立的主张内容包括教育经费独立、教育行政独立、教育学术和内容独立以及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

　　1912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为大学校校长，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同年10月，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务；大学设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在学科制度上，大学设科，各科设学长一人，主持一科事务。各科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该科学长可随时召集会议，自为议长。

　　实行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作为一种办学模式，“教授治校”萌芽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其后，这种体制在德国大学的提倡下其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一度成为很多国家效仿的榜样。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了他的“教授治校”的实践：

　　1.重新制定《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在教授中选举产生。2.取消学监主任一职，扩大学长权限，将学科内事务全部交与学长负责管理。改革初期，北大设立文、理、法、工四学科。蔡元培到任不到10天，就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学长掌握了学科内最重要的管理权力。3.设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行政会议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4.设教授会。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学科教授会组织法》。次年至1919年，共有国学、英文、数学等13个学门陆续成立教授会。5.创办研究所，招收研究生。蔡元培认为：“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蔡元培：《何谓文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1917年底，被打文、理、法三科分别成立研究所，1919年12月又增设地质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最早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6.招收女生开男女同校之先河。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等人分别担任各科学长，大大增强了学科实力，但也产生了各科之间缺乏联系的弊端，比如各科各自处理教务、总务事宜，使得全校的工作缺乏统筹管理。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达到沟通文理、全校规范管理、民主统一的目的，1919年4月，蔡元培决定取消学长制，改门为系，设系主任主持本系；文、理、法合组教务处，统筹全校教务；设立总务处，统筹全校总务工作；工科归并北洋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到了1920年，北大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框架焕然一新。

　　为了把北大打造成理想的研究学问之府，蔡元培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709页。他延聘名师，罗致人才，他眼中的北大教员应以学旨为主，无论何种学派，只要真才实学，都可以北大有一席之地。蔡元培不讲资历、学历、政治派别、学术门派，不论年龄、国籍若何，但问是否为“纯粹之学问家”。

　　蔡元培刚到北大几天,就聘请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青年杂志》而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杂志,走进了北大。事实上,蔡元培请来的不仅是一位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而且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的创始人。

　　李大钊，河北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本科，回国后任北京《晨报》编辑，在《新青年》刊物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青春》。蔡元培聘任他为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系教授。胡适，安徽人，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三年，又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蔡元培聘请他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钱玄同，浙江人，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在浙江等地的中学授语文课，也曾在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教授文字学。他曾帮助北京大学的沈兼士（因病）代课，后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浙江人，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外语，蔡元培聘请他为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编辑，后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思想的阵营，他们为北大的改革及新思想的自由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对以复辟派自居，主张尊王尊孔的辜鸿铭，蔡元培以辜先生对英国文学有专长，聘其为文科教授。对曾经加入同盟会，却不久成为清朝暗探的刘师培，蔡元培因其国学造诣甚深而聘其为北大文科教授。年仅24岁的梁漱溟，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佛教文章，蔡元培认为这是独家之言，破格聘请他到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

　　在理科方面,蔡元培任用著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任理科学长,又陆续延请、续聘了李四光、朱光骅、翁文灏、丁文江等教授。法科方面,蔡元培改变以前教员多为政府官员兼任的状况,聘请专任教员,同时规定专职教员不得在外校兼课,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蔡元培亦大胆辞退了一批学术水平低与教学态度差的外国和本国教员,使教师队伍面貌一新。正是这支年轻、向上的教授队伍,给身处古都的北大带来了勃勃生机。

　　“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模型，而且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知识精英，促成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成为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新青年》也是在这样一股反动逆流猖獗的时期创刊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期开始改名《新青年》，是一本16开、100页的月刊，每6号为一卷。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群益书社出版。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直至1926年7月停刊，先后存在十年。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创刊号。

　　陈独秀满腔热情地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一代新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算不算是青年，“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要看他脑子里是不是塞满了旧文化的陈腐观念。所以，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傅斯年称他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虽多年漂泊他乡，可乡音始终未改，操一口浓重的安庆口音。陈独秀气质刚烈，个性鲜明。老友章士钊评价陈独秀说：“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孤桐（即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1926年1月30日。

　　陈独秀气质刚强，痛恨封建制度和军阀统治，富有革命精神，一直是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和革命运动的参与者。1901年，陈独秀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在安庆创办《安徽俗线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新青年》创刊初期，高举新文化运动的新知识分子的势力还比较微弱。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1915年8月），充分表达了其爱国思想；撰写《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揭示了人性的价值尊严与权利。1916年还撰写了《〈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等一系列文章，同年9月写就《青春》一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1917年2月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在促进当时人们的觉醒和革命进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为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新青年》创办伊始，还有一位重要的撰稿人——胡适。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想，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线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唯心主义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实用主义成为他哲学思想的基础。

　　在美留学期间，胡适开始了与陈独秀的书信往来，并开始给《新青年》投稿，最初多为一般通信、札记和译文，逐渐涉及文学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比较系统的讨论。1916年8月和10月，他在给朱经农和《致独秀》的通信中先后两次提出了关于着手文学革命的八件事，希望陈独秀将他的信在《新青年》上刊出。陈独秀收到胡适的信后，一方面将信刊于《新青年》第2卷第2号上，一方面复信胡适，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结果，胡适乃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于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这篇文章拉开了中国文学革命的大幕。

　　至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已初见端倪，而为她的茁壮成长，最终迎来民族文化的大变革提供土壤的，正是此时新思潮此起彼伏，涌动着青春朝气的一方热土——北京大学。

　　1916年11月26日，北京正值岁末寒冬，为扩大《新青年》的发行量，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等人离沪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门外的中西旅馆。在这家小旅馆里，陈独秀遇见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求贤若渴的蔡元培一得知陈独秀来京立即亲赴陈独秀所住的旅馆。

　　这次拜访陈独秀，蔡元培是想邀请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但是起初几天，蔡元培没有见到陈独秀。陈独秀为了筹集资金，白天四处活动，晚上回来又要看戏，睡得晚，起床迟。蔡元培为了请到陈独秀，几乎天天来旅馆看陈独秀，有时来得早了，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嘱咐茶房不要叫醒陈，自己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如果论资排辈，蔡元培是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二甲进士，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而陈独秀只是一位秀才。以当年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威望，面对小他12岁的陈独秀，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宽容。

　　陈独秀对蔡元培说，来北大可以，但我的《新青年》怎么办？蔡元培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了。”陈独秀于是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这个比陈独秀还小12岁的初出茅庐的胡适也被蔡元培聘为教授。这样，这三个同是属兔的人走到一起，成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先驱。用陈独秀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议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24日。。一个是晚清进士，一个是晚清秀才，陈蔡两人因历史际遇而相识，因互相仰慕而共事，后来则因政治志向不同，各奔前程。但无论政治、世事诸多变化，风浪如何起伏，两人的友情却一直保持至死。

　　1917年1月，陈独秀辞别上海举家北上，在距离北京大学不远的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内，安置了自己和《新青年》的新家。《新青年》迁入北大后不久，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受蔡元培之邀先后加盟北大，他们的到来让陈独秀萌生出新的计划。

　　1918年1月15日，休刊调整4个月的《新青年》复刊发行，杂志的封面第二次出现了改观——始终在版面上方的“陈独秀先生主撰”七个大字，被悄无声息地隐去了，它的编辑变成6人（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6个编辑轮流主编，每个人编辑一期。《新青年》刊登出一则广告：从这一期起，我们不必要外稿，不发稿费。这标志着这个刊物从一种媒体性的运作变成了一个思想的平台，并且是一个非功利的思想平台。

　　《新青年》虽不是北京大学官方创办的杂志，但因其迁入北大后获得了雄厚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北京大学也借助于《新青年》获得了一个对社会发言以及以致影响整个社会进程的窗口。随着北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新青年》的作者群也在不断扩大。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作为主要撰稿人的有李大钊、鲁迅、高一涵、刘半农、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此外，经常为《新青年》撰稿的还有蔡元培、王星拱、陶履恭、朱希祖、陈大齐、马寅初、顾孟余、张崧年、周作人、林语堂、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师生。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他们讨论科学的起源、科学方法、劳动神圣、精神独立、宪法与孔教、女子、婚姻等问题；讨论新诗、白话文、文学革命等问题；介绍尼采的宗教、马克思的学生、斯宾塞的政治等等。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

　　1917年《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个月后，二卷六号刊出主编陈独秀的呼应文章《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被视为文学革命的标志性文本，在新文学史上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比较鲜明地表达了胡适文学革命的立场，也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发展必然趋势，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1918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以犀利的笔锋直接指向封建道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楷模。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线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革命的胜利。

　　蔡元培校长为了及时传播学校的规章法令，交流全校教学情况，活跃学术空气，于1917年11月创办出版了《北京大学日刊》。《日刊》声明不登载讨论当前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稿件。但其在传播新思想，介绍北大进步师生、进步社团的活动等方面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特别珍贵的是关于中国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及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高尚德、黄日葵、何梦雄等的活动材料的记载。

　　1918年9月，蔡元培又决定出版《北京大学月刊》，以补《日刊》学术报道方面的不足。《月刊》是全校性的学术刊物，专门刊载全校师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和今天各大专院校的学报相仿，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创刊的大学学报，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18年12月22日，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这是一张主要谈时局政治，兼及思想文艺的四个版面的小报。作为月刊的《新青年》着重点在与思想文艺的理论宣传与启蒙教育，而《每周评论》则由于周期短，版面形式灵活，可以紧跟局势伸张政治主张。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流行的“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作为《每周评论》的办报宗旨。《每周评论》谈政治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只眼）、李大钊（明明、守常）、张慰慈、张申府（赤、张赤）、王光祈（若愚）等，思想文艺类的砖窑撰稿人有周作人（仲密），高一涵（函庐）、胡适等。《每周评论》辟有“国外大事评述”、“国内大事评述”、“社论”、“随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等栏目，还出有“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北京的舆论”等“特别附录”，每期至少五个栏目。《每周评论》结合国内外的现实，大力批判封建文化思想和专制政治，注重反映国内劳工问题，广泛报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十月命后苏俄的状况。五四运动中，连续以全部篇幅报道与支持爱国。

　　1919年6月8日五四运动高潮中出了第25号之后，主编陈独秀因散发反帝爱国传单被捕入狱，李大钊也随之离京。胡适于是担任主编，并逐渐删削了《国内大事述评》、《国际大事述评》等政治时事性内容。胡适还在7月20日第31号上以整个第一版的篇幅刊登了长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由此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倡导下，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学术讨论、思想争辩之风盛行。新旧两派、各系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各类学术、政治团体纷纷成立，各种报刊相继出现，革新空气十分浓郁，新旧两派的斗争也很激烈。北大学生的热情被空前地调动起来，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种多学科、多层面、多刊物的群体效应日益壮大了北京大学的新文化阵营，提高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基地，也为五四爱国运动做好了组织准备。下表总结了五四时期在北大出现的部分社团的情况。转引自：徐木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社团类型与功能的历史考察》，《北京党史》，2009年3月，第16页。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日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哲学会 1917年3月 陈钟凡、黄建中、冯友兰等十余人 商讨东西方的哲学理沦

　　成美学会 1918年3月 胡适、郑阳和 捐集基金以津贴可以成才而无力求学者

　　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春 徐宝璜 介绍欧美新闻学及中国新闻界之经验，以印证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李大钊、王光祈等 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问，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

　　卫生学会 1918年10月蔡元培等6人 促进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公共及个人卫生

　　新潮社 1918年11月 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 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

　　中国化学促进会 1919年1月 王祖榘等13人 集合同志专以研究化学书籍，发展化学教育与化学工业

　　平民教育讲演团 1919年3月 邓中夏(时名邓康）、廖书仓等 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年后，有感于整饬校风的必要，于1918年1月中旬发起组织“进德会”。他认为，“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他提倡“进德”，以与社会之浊流作斗争。蔡元培将“进德会”的等第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丙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入会会员注册申报为某种会员，公诸《北京大学日刊》，不咎既往。该会成立后公定罚章。

　　该会成立三个月，报名者踊跃，会员(含本校教职员与学生)共计461人。其中，李大钊等甲种会员332人；蔡元培等乙种会员105人；李煜瀛等丙种会员24人。此外还有校外会员若干人。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建于1918年10月14日，校长蔡元培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由北大文科教授徐宝璜和当时著名新闻记者、《京报》社长邵飘萍任研究会导师。研究会活动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在中国近代史和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的学术团体，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开端；研究会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新闻学》，创办了第一份新闻学期刊《新闻周刊》，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也确立了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方面的特殊地位。它的民主、进步的章程和它的一些重要成员的进步活动，也使它成为五四时期有形象的著名社团之一。

　　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中绝大部分是北大学生，其中不少是我国最早的小组成员、中国党员，如高君宇、谭鸣谦（谭平山）、谭植棠、罗璈阶（罗章龙）、杨兴栋（杨晦）等。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也是这个学会的成员，并得到了听讲半年的期满证书。由于研究会的积极活动，培养了一批新闻工作人才，不少会员成为当时一些报纸杂志的主力。如高君宇、谭植棠都是鼓吹革新，倡言民主、科学的积极撰稿人，高君宇还是校内《新潮》在职的主要编辑之一，后来又参与编辑了中国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华北地区中国的刊物《政治生活》，发表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是由“学生救国会”在北京大学组织起来的。“学生救国会”是中国留学日本、欧美归国，和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济南等地的青年学生在1918年夏组织起来的，其成员很多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国民杂志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国民杂志社组织大纲》，《国民》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国民》月刊是“学生救国会”在北大的机关刊物。《国民》以其十分鲜明的爱国反帝色彩为特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尖锐抨击，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国民》杂志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内容也更多地介绍马克思主义。

　　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11月19日，发起人是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1919年1月新潮社创办综合性月刊《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新潮社曾得到蔡元培、陈独秀的支持，蔡、陈代表校方给他们提供经费、房屋。李大钊、鲁迅等也给他们以支持，都曾经为刊物写稿。胡适一直是他们的顾问。

　　《新潮》月刊以《新青年》为榜样投入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呐喊助威。《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内曾重印三次，它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新潮》宣传民主与科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提倡新文学，介绍许多外国社会科学名著。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期停刊，共出版十二期。1920年8月起出版《新潮丛书》，1923年起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等。后因主要成员思想分化而解体。

　　《新潮》杂志一直站在时代变革的最前沿，提倡白话文学，翻译西洋文字，介绍国外思潮，批评国内问题，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为思想革命鸣锣开道。它是《新青年》最坚实的同盟军，与《新青年》一道，共同擎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国民》、《新潮》创刊不久，1919年3月23日，北大国文系二年级学生邓中夏（时名邓康）、法科学生廖书仓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讲演团是学生救国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先酝酿很久，先是北大学生有“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的设立，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效果良好。以后改成讲演团并扩大到校外，成为平民教育讲演团，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该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讲演团成员39人，多为《国民》杂志社、《新潮》社成员。

　　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经常到街头群众中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前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有时也不事先选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讲演团后来成为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多了，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去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五四运动前，讲演团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演讲内容多属启蒙教育，如《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家庭与社会》、《什么是我？》、《现在的皇帝倒霉了》、《迷信》、《都市人民当注重工商业》等。五四以后讲演内容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如《青岛问题》、《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的》等，在“五四”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也不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而是在思想、组织和人员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一经爆发，就能很快地成为全国性的普遍运动。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在北京大学以及全国的青年中有很多能够把大家联合在一起的各种组织和社团，并在社团活动中培养起一批思想进步、意志坚定、具有领导才干的青年领袖。而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又正如所说的：“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700页。

　　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去世。因反袁而流亡在国外的各方面人士纷纷归国，国内政治、思想、教育界的一潭死水由此动荡起来。但是，武装还是军阀的武装，政权还是军阀的政权，并由此引发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辫子兵张勋曾在1917年7月挟清朝废帝溥仪宣告复辟，不久被消灭。孙中山先生曾于1917年8月下旬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终因缺乏正确的革命方针而失败。

　　这期间，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府与日本相勾结，中国主权一步步沦丧。1914年8月至1918年10月，西方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由英、法、俄等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以欧洲为主要战场，进行了一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自侵略中国，以帮助袁世凯做皇帝为交易，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条约，袁世凯提出除第五款以后商量外，其余全部接受。日本参战后，1917年8月，为了取得更多的借款，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也宣布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只派了一些华工去欧洲，并没有派军队参战）站在协约国一边。日本借口德国为敌对国，自行出兵山东省，将《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据为己有。

　　中国参战的结果不是将山东收回，而是进一步丢弃，这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已经彻底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段祺瑞政府，不仅不感到耻辱，而是欣然同意。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为我国留日学生所知，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开会，抗议中日秘密协定，被日本警察拘捕多人。全体留日学生对日抗议，罢课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失败、协约国胜利而宣告结束。1919年1月，美、日、英、法、意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处理战后的问题。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政府也应邀派出专使参加巴黎和会。中国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对巴黎和会抱有很高的期待，一些人甚至把协约国的胜利看做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因为在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条”意见作为会议的主旨。其中表示：“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对于殖民地之处置”应“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等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了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希望条件，提出了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换文的陈述书。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却都遭到了拒绝。

　　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情况十分关注。1919年2月，即和会召开的第二个月，北京大学学生就召开全体大会，推出代表联合各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要求力争山东主权。4月20日，103700余人在济南举行，表示维护山东主权的决心，并致电巴黎专使，要求他们务必“誓死力争，义不反顾”。出乎中国人意料的是，经过几个月的讨论，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的和约有关条款竟然规定：将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等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事实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口头上宣扬的所谓公正、平等之类，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协约国的胜利根本不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而这个所谓的“和平会议”，实质上只是强权者的一次分赃会议而已。

　　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肆意践踏！而北京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这实在是令国人难以容忍的屈辱。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愤怒就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了。一场以为先导的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爱国运动由此开始。

　　5月1日，关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报纸上有所披露。5月2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从官方人士处得知，北京政府已密电中国专使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他将这个情况告知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以及《新潮》社的罗家伦等。

　　于是北大学生发出通知，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到会的人极为踊跃。会上推定北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

　　学生大会上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大会共议决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举行学界大。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义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

　　当晚，北大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有的同学咬破手指，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都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日货”等句子。

　　5月4日下午1点钟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举着大、小旗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那天最早到达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来劝阻，耽误了时间，所以到最迟。前，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数十面，写的都是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的口号，面对前来警戒的军警，学生们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谢绍敏写的“还我青岛”四个字的也挂在前，令人触目心痛。学生们在广场上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许多人发表了演说。大会决定先向各国公使馆，再向请愿，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

　　北京学生为这次活动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个宣言是用文言写的，由许德珩起草。宣言揭露了巴黎和会“背公理而逞强权”的实质，揭露了日本的野心，大声疾呼：“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另一个宣言是用白话写的，由罗家伦起草。宣言呼吁“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呼吁“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宣言最后号召：“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276页。这两个宣言把青年学生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有力地表达出来了。

　　学生队伍由出中华门来到使馆区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3000多青年学生在烈日下被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愤恨之态”。他们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容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如何？”正如一个亲历者所说：“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怒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是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大家决定，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家里去。这时，“负责总指挥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7页。

　　学生队伍在行进中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许多百姓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队伍到达曹汝霖住宅所在的赵家楼胡同前街时，军警已将道路封锁。学生向军警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说：“我们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军警于是让学生进了胡同。

　　据许德珩回忆，“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学生的目标集中在曹汝霖，对其家人仍以礼相待。见到曹父，仅愤而责之曰：‘你是卖国贼的父亲，颇亏你生此兽类孽畜，不肖之子，但我们不愿与你这老头子为难，你快走吧！’”“此时曹汝霖正在同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在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学生不会进来。一见学生拥入，曹、陆二人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样、丁士源和中江丑吉三人在客厅里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燃起大火，房子也就烧起来了。”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半小时以后，大约是下午6点以前，警察总监等率大批军警赶到。这时，学生已大部散去，只有几十百把个人还在现场。军警乃敢逮捕徒步散归者。当时被捕者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人。北大学生易克嶷在被捕时还在说：“20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还有一位北大学生郭钦光，他是预科一年级学生，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患有肺病，前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因劳累又受军警的追打，第二天死于北大宿舍。郭钦光之死，引起北京学生的总罢课，表示严重抗议，并通告上海、天津、广东各地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追悼大会，以激励国人展开反军阀的运动。

　　青年学生的义举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呼吁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动荡，而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在广州的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而导致全部的失败。加上蔡元培校长的多方努力，5月7日被捕的31名学生和1名市民被全部释放。

　　全体北大学生都在校园里静静等候英雄的归来，学生被释放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学生们提出的“和会不得签字”和“惩办国贼”等要求还没有实现；曹汝霖以学生烧毁房屋、打人为由要求赔偿损失；更有甚者，段祺瑞还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风，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务，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蔡元培迫于压力，在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辞职。

　　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蔡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也都全体提出辞职。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了宣传小组，分别作街头讲演。学生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讲的愈多，捕的愈众，捕的越众，讲的越多。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25000名学生遂举行总罢课。他们还组织讲演团，到街头向群众作宣传，并发动日货的运动。这是继五四之后，北京学生对北京政府所进行的又一次斗争。

　　北京政府指学生此种行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天之内一律上课。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吁援助，扩大声势。因三院会场被包围，学生就跳墙出来，化装出京。北京学生赴天津、济南、南京等处宣传，最后到达上海，各地都成立了学生会，上海的学生会也已经成立。这时开会提出的口号仍是：严惩卖国贼；收复山东和青岛的主权；释放被捕学生并向学生道歉；恢复北大校长蔡元培职务等四项。

　　北京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2.5万人全体被捕而止。

　　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6月4日，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继续讲演，当天被捕者达700多人。北大三院也收容不下，只得又把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这一天，高等女子师范等15校女生600多人还冲出校门，举行了女子第一次的干政。6月5日，更有2000多学生分三路到街头讲演，军警出动马队驱赶听讲的群众，三队学生于是手拿旗子，大呼爱国，在长街上。最后，这2000多学生一齐奔向用作囚禁学生的北河沿北大三院法科临时监狱，要求集体坐牢。他们说，这些学生被捕是因为爱国。如果爱国有罪，那么我们都有罪，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好了。反动当局无奈，没敢再抓捕学生，还不得不下令撤走包围北大的军警。

　　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之后，5月7日，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即举行有两万人参加的和，以示声援。6月4日，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更纷纷走上街头，“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号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工人的觉醒是自发的。6月5日上午，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其他工厂、书局、码头等的工人，沪宁、杭甬铁路的部分工人，也相继罢工。据记载，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实际的数字可能还不止于此。在工人罢工的同时，商人也开始陆续罢市，学生则坚持并扩大罢课。上海的“三罢”实现了。他们表示，“不诛国贼，誓不开市”。据当时上海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的记载：在工厂中“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1页。机器厂的工人还捐出自己的血汗钱，修起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毋忘国耻”四个大字。

　　在上海“三罢”实现之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学生举行罢课，斗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扩展到了全国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长沙等地学生的罢课宣言呼吁：“请斩曹陆，以谢天下！”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但是从“六三”以后，以6月5日上海“三罢”为标志，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了”。《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这就是说，在遭到反动当局压制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实在是一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当时，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观察运动发展的情况时曾经说：“在战争结束后来到上海的新时代中，苦力崛起而为这个新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激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2页。这对于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迫于群众的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表示妥协。6月7日，北京政府宣布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说，“你前既捕，后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坚决不出拘留所。直到曹、章、陆被免职，他们才走出拘留所返回学校。6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免除曹、章、陆本职的命令。

　　曹、章、陆被免职的消息传出后，人心为之一快。6月19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的由8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到达北京。他们先后到、国务院请愿，并面见总统和代理总理，要求政府作出拒签和约的保证。山东、上海及其他地方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还先后收到各团体或个人拍发的7000多封要求拒签和约的电报。6月27日，北京、天津、山东、山西的代表又联合向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再次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和废除中日一切密约。学生代表在门前斗争了一整天。其他学生、过路的人们都停下来慰问和支援他们。他们也趁机揭露总统甘心卖国、藐视民意的罪行。这样，愤怒的群众越聚越多，并纷纷加入请愿队伍，形成了万余人包围怀仁堂的壮观局面。“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口号，此伏彼起，声震屋瓦。

　　28日，学生代表和自愿加入队伍的群众继续在门前请愿。到了晚上，徐世昌被迫下令打开大门，请代表进见。这时外面的群众高呼：“坚持拒绝签字！我们作你们的后盾。不达目的绝不回去！”面对徐世昌，北京学生代表首先发言：“把我们京、津代表一直关在门外暴晒了两整天，这不但是轻视民意，更是不关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和会上，各国压迫我们在不公平的和约上签字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全北京人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天津学生代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说：“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刘清扬：《觉醒了的天津人民》，《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山西学生代表屈武，更是慷慨陈词，说到痛心处，跪地痛哭，一头触地。在场军警争挽不起，结果头部受伤，送往医院治疗。《拒绝合约运动的胜利》，《人民日报》1984年1月6日。

　　徐世昌眼见众怒难平，才勉强说：“政府当然接受民意，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刻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们交代。”徐世昌无奈万分，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此时，在法国的中国工人、留学生和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了。6月27日傍晚，即巴黎和约签字仪式的前夕，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还前往巴黎近郊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顾维钧在与他们会见时，对他们的要求作了肯定的表示。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历史上，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国北京政府，不知同外国列强签订了多少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根本上说，对于外国列强的无理要求，它们往往是俯首听命、不敢坚持抗争的。这次，中国代表“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竟然敢对“国际和平会议”拟定的包含有损中国主权内容的条款，公开表示拒绝，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继罢免曹、章、陆以后，五四运动取得的又一个更为重大的胜利。

　　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不可能在一次群众的冲击中完成。但是，作为这场革命的一个新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和约不签字”、“惩办国贼”的目标胜利实现了。这场艰苦卓绝的群众运动以为先导，而后全国工商农各界团结起来赢得了最终胜利。而在学生当中，又以北大学生为最先发起者和的主力军。从校长到学生，从思想到行动，从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到成为反动政府关押进步学生的监狱，再到学生爱国运动的大本营和坚强后盾，北京大学成为最为深入地参与这场民族运动的先锋。

　　4. 沙健孙：《五四运动及其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3期（总第123期）。

　　5. 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6. 易慧清：《“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7. 杜永红、冯涌：《论蔡元培高等教育办学思想》，载《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第22卷第4期。

　　注：本文选自《北京大学与中国——纪念中国成立九十周年》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