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一方面，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困扰中国数百年的人口数量激增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中国人口正以低出生率、高增长量的人口惯性态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升高，这一现象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在21世纪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隐患。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103%～107%的正常范围区间，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多年。

　　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在有关政策出台后仍无改观，究竟原因何在？为此，《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一谈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有的人就会问是不是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我认为，出生性别比升高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直接造成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说，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没有实行类似计划生育的政策，但是它们也存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李伟雄说，在中国大陆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但这些区域的出生性别比却呈现出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上海和北京是我国实现计划生育最早的城市，也是最为严格的城市，从1979年前后就严格限定只能生一个孩子，但是这两个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失调。另一方面，广东省和海南省并不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省份，但出生性别比却比较高。

　　“人们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喜欢生男孩，这种主观原因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李伟雄说。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地区，也证明了李伟雄的这种观点。而在印度，女儿出嫁要付出高额的陪嫁，因此传统风俗也成为影响印度人生育观的一个原因。

　　两会前夕，在第三届中国社会发展政策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宋健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即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诱发原因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国实施的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人们对子女数量的要求，使得部分人群转向通过生育男孩来满足在只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获得儿子的愿望；直接原因是非法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进行性别选择的终止妊娠。这三个因素结合影响，造成了我国统计上的出生性别比偏高。

　　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现象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并支持了许多有关改善女孩生存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项目，采取了各种经济和社会的手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行动。可是尽管如此，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甚至连城市地区也出现了性别比快速升高的现象。

　　宋健认为，“打击两非”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女胎和女婴的流失，但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发生，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制度、政策等方方面面，其根本在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社会性别不平等、相关社会政策不协调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宋健分析认为，中国农村带有普遍性的生育政策是：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规定第一孩是男孩的，一般不再允许生育；而第一孩是女孩的，则允许继续生育第二孩。因此农村独女户是中国二孩或多孩的主体家庭。得到生育许可的独女家庭千方百计要生育一个男孩，成为“情理中事”。尽管这一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照顾农村只有一个女孩家庭的实际困难，但是在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个女儿只等于半个儿子”，使女性出生伊始就被定义为弱势人群。

　　社会政策中对女性弱势地位的潜在规定或许在形式上具有性别平等的内容，但实际上缺乏配套法规或难以执行，不同社会政策间的不协调问题，造成的社会政策的低效或失效问题，也造成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现象并没有随着国家相应政策措施的出台而发生显著改变。

　　谈到应对措施，李伟雄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改变农民“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建成，对农民来说养老还是要靠儿女，尤其是男孩。李伟雄认为，除了农村低保以外，还应当继续加强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补偿政策的实施。“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政府的财力能够负担起这部分财政支出。”

　　而宋健则认为，要从根本上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升高的现象，必须从协调社会政策、改善女性地位入手。她说，国家人口计生委作为国务院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政策的部委，最早意识到出生性别比治理问题中的社会政策不协调和社会性别意识缺乏问题，并一直致力于协调各项社会政策和推动社会性别平等。

　　然而，在全国性的层面上，部门间社会政策的协调力度还远远不够。对现有的各种社会政策还缺乏社会性别平等视角的认真梳理，各种社会政策之间的冲突条款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产生政策间冲突的原因还不明了，而且政府各部门在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协调机制还很不完善。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需要推动中国政府部门间的社会政策及法规协调，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