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海清与郝平扮演的夫妻在《蜗居》里买房，十一年过去了，他们在《安家》里继续买房。有弹幕说，“十年了，这两口子从《蜗居》看到《安家》，成功把上海的房价从38万元/套看到380万元/套。”从“蜗居”到“安家”，两部片名串联起的正是国人社会生活版图之变迁。

　　《蜗居》中海清与郝平是一对怀揣着梦想的名校毕业生夫妻，他们想在大城市扎根，自觉被洪流裹挟着最终艰难地“上了车”。《蜗居》的故事镶嵌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彼时四万亿救市的刺激一经出台，房地产迎来一轮“疯涨”，人人都急着赶上买房黄金时代的末班车。剧中海萍为此付出代价是被明码标价、一刻都不敢懈怠的生活：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而这一次，编剧六六补写了她视角下中国人未尽的“房事”。买到一套房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枕无忧生活的开始，更可能只是踏上了漫漫买房路的第一步：年轻人结婚需要新房，孩子大了需要换学区房，老人年纪大了要换电梯房……二胎时代、三代同堂，《安家》中海清和郝平再次搭档出演的这对博士夫妇意昂3招商，就急需换一处更大的房子，既要考虑学区、交通和生活的便利程度，同时还要兼顾私人的工作空间，所幸，最终由孙俪出演的房产中介为他们找到了户型特殊的跑道房。

　　虽然改编自日剧《卖房子的女人》，但《安家》并未选择从原作中继承其现代职场的逻辑，而是将叙事的重心移向了家庭、亲缘等伦理道德维度。如果说《卖房子的女人》是以一种“后现代个人”的观念来答题：“买什么房子就选择了怎样的人生”，那么《安家》仍在“现代”的答卷上勾选了“家族”这一选项：房子背后是家庭生活的歌舞升平和一地鸡毛。

　　二者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卖房子的女人》中独居的老人笃信， “大家所有人，都是一人来一人死去。人本身就是孤单的存在。但是我即使一个人生活，也一点都不寂寞。虽然我从来没想过结婚，但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也不错啊。”这段信息量极大的独白背后是一种更“时髦”的亲缘观念：孤独但不寂寞，原子化的个体之间可以缔结一种去血缘的亲密关系。相较之下，《安家》的家庭观念则更偏传统，一个人如何生活始终是两代人的事情。

　　这一差异化的选择还与创作者的视角有关。六六在接受《娱乐资本论》的采访中曾谈到，日剧《卖房子的女人》中的角色在她看来“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一无任何血缘羁绊的修辞我们非常熟悉，而她持有的“三错”理论：“所有人类问题都可以归为三个类型，即上错床、站错队意昂3招商、拿错钱”，也就决定了在她的故事世界里游戏规则仍旧是极具伦理色彩的，因而角色分到的任务也只此三项：打怪、挖矿（攒钱）、交友（爱人）。

　　麦金泰尔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讲故事的存在，我们作为叙述性的探求者而生活着”。想要寻求“我要做什么”的答案，需要回到“我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故事之中”的问题中，而这个“讲述性的故事”正是与个人主义倾向不同的、那些未经选择的“共同体的故事”。尽管个人主义的模式试图割断“我”与“我生而带有的历史”，比如当改革开放向年轻一代正当化并推崇自我主义的叙事时，身为“50后”“60后”的父母们熟悉的却是一套奉献和牺牲的话语模式，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冲突的显形。然而，“我的生活”故事终归要内嵌于这些共同体的故事中。

　　以“亲情”为由要求彼此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与付出，有掏空积蓄为儿子买房的过度奉献型父母，也有吸女儿的血来养家中“独苗”的爸妈，而是非、好坏与对错早已掺在血缘牵绊深重的筋骨里，难以算清。近年的荧屏上，在重男轻女思想之痼疾下艰难求生的女孩们开始走进观众的视线，从《欢乐颂》的樊胜美，到《都挺好》中的苏明玉，再到《安家》的房似锦，她们被剥夺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被逼成为“扶弟（哥）魔”，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小房子坐在爷爷自行车后座上逃离建在悬崖边上的家，成为现实困境的一种想象式解决。

　　然而，有关“原生家庭”的种种争议远非如此干脆利落。观众已经取得的共识是：如果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痛，无疑是因为幸运的拿到了命运发的一张好牌。如何和解？怎样释怀？当人们发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可疑之处，想要斩断骨血里所带来痛苦关联的欲望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个人的道德主义坚持也许是一种答案，“我的责任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担的”，所以房似锦为母亲潘贵雨留下了两万块的治疗费，但选择不相见，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走廊尽头，为自己保留了恨的权利。

　　女性角色的困境只有这一种了吗？倘若暂且搁置这是否为影视创作偷懒地复制粘贴和“批发”女主角的争议，至少从呈现的结果来看，借由这一形象完成了众多女性被牺牲命运的血泪控诉。“房似锦们”之所以总能够牵动万千观众的心，不仅仅因为她们身上可见的“话题性”，还凸显了一个现实的变化：即“女儿的赡养”成为一个公共性的议题，这勾连的是从传统社会“子宫家庭” （uterine family）到现代社会“闺女家”出现的转变。

　　所谓的“子宫家庭”即依附于父权的“母凭子贵”模式，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子女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家庭空间内部父亲角色事实上的“缺位”及边缘化，由此产生了一个“女人的社会”。女性在这一结构中既挑战着男权，同时也为加固男性统治的规训而添砖加瓦。房家父亲的“失语”与潘贵雨的强势互为因果，无独有偶，《都挺好》中苏大强与苏母、《欢乐颂》中的樊家父母均是如此。曾经的母凭“子”贵与“养儿子防老”的观念一脉相承，因而女儿只能被贬为是“赔钱货”、工具人。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尤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培养起作为继承者“独生女”的成长，女儿的赡养已经成为更普遍现象。也因此，“闺女家”才成为打破婆家与娘家之间“责任协商”的新事实，成为财产和责任归属的新单位。落后的观念与新现实之间的撕裂下，女性财产焦虑的认同性投射，是“房似锦们”得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新角色类型的深层原因。

　　对于中国人而言，首先因为房子是家庭认同的基础——“有房才有家”。即便是在末日的科幻设定里，国人想象中的最后选择也是要带着家园流浪，而不是选择一张方舟船票逃离地球。同时，房子还是个象征着身份地位的符号：“有车有房”被视为是现代社会里一项重要的成就标准。另一方面，“学区房”类概念还内含着一种虚构的成员资格之想象，是保持自身阶层不跌落、或实现阶层跃升的通道。这一点在《安家》中外号“985”的鱼化龙身上尤为典型，通过高考选拔实现普通人“鲤鱼跃龙门”的叙事仍旧有效，而作为名校高材生标签的“985”将他与门店其他员工区分开来：与王子、楼山关他们不同，如无意外作为企业下派管培生的他几年后便可顺利晋升经理。

　　但意外的确发生了，房似锦受师父翟云霄的托付“空降”门店打破了这一平衡。房似锦与徐姑姑二人是编剧巧妙设置的一组“对照组”，前者奉行功利化的商业法则，只要能达成目的、将房子卖出去，手段正当与否并不在她的考量当中；后者则奉行中庸之道，深谙人情世故，“佛系”卖房不争不抢。本质上，房徐二人之争其实是“欲望系”翟总与“佛系”徐姑姑之间的斗法，而房似锦最终与师傅翟总割席，也意味着她“烧掉”了错拜的金钱偶像，转而重新认同于徐姑姑的一套“善良”哲学——“你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

　　然而讽刺的是，在大结局处挑明徐姑姑爸爸的千万资产，徐的“佛系”被揭示为源自于他的出身。是徐父帮助他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也给予了他更广的眼界与教育环境作为人生的加成。一个尴尬的现实被挑破了，“佛系”的本质是“你只管善良，爸爸自有安排”。而翟云霄、房似锦这类将赚钱的欲望写在脸上的人，更多地是因为他们出身决定了他们需要拼命工作，甚至不择手段，才能有机会和徐姑姑同台打擂，才能拥有能够给下一代过上“佛系”生活的可能。换言之，作为全剧反面角色的翟云霄提示了“缺钱的道德风险”，《安家》这碗心灵鸡汤喝到最后还是变了味道。

　　《蜗居》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当迷茫的海藻穿过人行道，她旁边报摊上一本以明星黎明为封面的杂志上印有一行大字：“人生就是面对问题。”这一刻打通了艺术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障壁，同时提醒着剧中的海藻与屏幕前的观众要有直面错误的勇气。所以，大结局处海萍姐妹发觉投机是错误的，而只要正确地投资自己，凭借自己的能力她们仍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十一年过后，如此“没关系，还可以重头再来”的豪气，在《安家》中被小心翼翼地置换为一种“不能犯错”的职场经验。

　　从2009年到2020年，变的不只是房价，还有社会情绪与大众焦点的转换。当镜头上移、看向《安家》的“脉脉温情”，那些有关《蜗居》的“腥风血雨”已经被小心地预先筛掉了，用六六自己的话说就是“绵里藏针、以绵为主”。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忙于“卖旧买新”人们的新型烦恼：如同音乐游戏“抢椅子”的玩家们，担心被挤下座位的男人和女人们需要不断地跑动，每次短暂的“胜利”没能让人感受到完成比赛、撞线一刻的快意，有的更多是现代生活难以打消的担忧和焦虑。而“替换”也成为这代人生活的一处绝佳隐喻，变动不居的流动性“融化”了前现代社会那种“固态化”的生存状态——是“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前，也是由“生而为何”设定好一生轨迹的前现代社会。

　　自乡进城之“脱域”的完成象征着社会认可的结果，然而，何以“安家”这个重新嵌入现代生活网格的任务，成为了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