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繁荣的重要引擎。深耕人工智能领域二十余载，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树立了语音合成、语音识别等多个里程碑，并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医疗、城市、消费品、工业等场景的规模化应用。2022年，科大讯飞正式启动“讯飞超脑2030计划”。未来几年，将着力“软硬一体机器人”“数字虚拟人”等领域，让懂知识、善学习、能进化的AI机器人走进每个家庭，解决生活刚需。

　　从几个大学生创办的“草台班子”到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头雁，十几年间是什么支撑科大讯飞走到了今天？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行业浪潮，科大讯飞如何践行长期主义、行稳致远？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深度耦合的未来，人类的明天还有那些想象？连续担任了20年人大代表，刘庆峰在履职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形势，他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有何预测？全国两会期间，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聊了聊。

　　新华网：两会正在进行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您有哪些关注点？带来哪些建议？

　　刘庆峰：今年是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20年。我的建议有很强的延续性，首先还是关注民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赋能养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通过人工智能使我们的社区服务、养老、基层医疗、基层教育能够得到更大地提升，我们在这方面提了一系列建议。

　　新华网：您已经连续担任了二十年人大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建议已经落地，哪些还想继续推进？

　　刘庆峰：过去这二十年，还是明显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人大代表建议的高度重视，而且落实的扎实程度越来越强。举几个例子，2017年两会我提了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9条建议，涉及源头技术创新的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打造到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等等。到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出台，非常多的建议被吸纳其中。我们的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00多万的开发者团队，80%是年轻的创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接触面非常广，所以我们对企业的需求、相关应用的落地有比较多的感受，结合我们的认知提了很多相应的建议。

　　新华网：您现在还能记起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的心情吗？跟现在比有什么不同？

　　刘庆峰：当时刚刚30岁，科大讯飞正处于创业关键期，确实充满了自豪感，也有很强的使命感。在安徽团连续10年我都是最年轻的全国人代表，我从第一次当选就觉得我应该为年轻的创业者发声。当年是创业青年，现在开始成为创业中年。那个时候是站在一个草根创业的角度，今天我觉得要有更开阔的眼界。我们希望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国家队，更希望将来代表国家在全球赢得人工智能话语权。这个话语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位，而是它真的推动未来的发展。

　　新华网：刚刚结束的冬奥会以及正在进行的冬残奥会上，科大讯飞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有哪些具体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

　　刘庆峰：其实我们还是很自豪的，能够用我们的科技服务于冬奥。我们这次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自动语音转换与翻译独家供应商。我们给所有的运动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提供无障碍翻译服务，随时随地可以沟通交流。同时，在所有的内部会议上，讯飞听见都会进行转写和翻译；另外还做了奥运会的虚拟形象“爱加”，在冬奥小屋告诉大家北京故事、奥运故事、奥运最新的赛况等。那么到冬残奥会，我们要打造信息沟通无障碍的奥运会，对聋人朋友，他听不见声音，我们可以把语音识别成文字，让他看得见声音；盲人朋友他看不见文字，我们可以把文字读出来，用语音合成让他听得见文字。奥组委给我们发了感谢信，我想这体现了奥组委对新科技的关注，也体现了咱们中国的科技力量服务奥运的能力和水平。

　　新华网：科大讯飞的产品帮助很多人体验到更美好的人生，但会不会也给很多人带来失业，比如说同传、速记员？

　　刘庆峰：任何新技术出现都有可能对原来的工作做必要的替代，但是又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工作。科大讯飞有一个基本理念，用人工智能建设美好世界，这是最核心的宗旨。现在语音识别已经超过了最好的速记员，准确率非常高，提高了工作效率，解决了人员短缺问题。这些技术看起来在有些领域替代掉了速记员，他们确实一度很担心，但后来发现机器准确率虽然比人高，但还做不到百分百，机器转完以后我们再请人工进行校验，把这些数据公司的业务量提高了10倍以上，所以它带动了更大的转写需求。

　　包括同传也是这样，同传的机器已经通过了国家翻译师资格考试的技术认定，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中我们的机器超过了99%的考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机器的翻译其实比很多的同传都要强，但是机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对背景知识的综合利用，概括提炼和艺术加工。所以将来最好的同传应该是机器跟人的结合，“信达雅”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未来是各行各业用人工智能给大家赋能，而不是替代人。

　　新华网：说到人工智能，在您的想象中，未来的世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

　　刘庆峰：我觉得未来世界一定是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深度融合，不能割裂。现在大家热议的元宇宙，它跟现实一定要相互补充，而且相互促进。将来每个人都会站在人工智能的肩膀之上。每个人都会有个人工智能助手，陪孩子长大，作为老人的养老、医疗顾问等。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它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将来一定是人机协作、深度耦合的世界。

　　新华网：我们当时觉得，未来的世界就是一帮机器人照顾我们的起居，照顾我们的方方面面。您觉得未来这种情况会发生吗？

　　刘庆峰：我觉得它不光会发生，而且是必然的趋势。人口老龄化不光是中国，主要发达经济体都有这个趋势。人到了八九十岁之后，即便子女有孝心要回去陪老人，可能老人也不忍心让孩子天天回来。保姆将来是非常难找的，只有真正的陪伴机器人进入家庭，我觉得人类未来的幸福才有保障。所以我们今年专门提出“讯飞超脑2030计划”。但这件事情实现起来要分阶段，两年之内我们要推出可养成的宠物机器人，它可以陪孩子长大，跟孩子主动对话；你去遛弯、跑步时，它会帮你背着水杯、衣服；你去菜市场买菜，它给你背回家；我们有事出去了，它在家里陪着孩子老人；老人出现一些意外，它马上可以报警……到2025年前后，希望实现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意昂官网注册什么叫外骨骼机器人？老人穿上外骨骼机器人，可以不摔跤，跟年轻人一样健步如飞，骑自行车可以骑得跟年轻人一样拉风。在家里搬个东西也不怕闪着腰，他的心脏、肌肉整个机体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帮助下，可以保持更长的年轻态，老年痴呆症也会延缓。然后到2030年的“讯飞超脑”，它就是真正具备自主学习、自主进化的虚拟人，能够在虚拟世界帮助我们。你在虚拟世界戴上眼镜或者虚拟终端进去以后，它可以很方便地给家里人做体检，开处方，你就到现实世界去拿药。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它有非常清晰的阶段性目标在支撑。

　　刘庆峰：其实从现在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工具：我可以了解所有成长的秘密，但我没有替代母亲；我可以掌握所有的医学知识，但我没有替代医生；我可以掌握所有知识，但我没有替代老师。为什么？因为人类具备人工智能不具备的东西——爱和同理心。未来不是属于AI的，是属于掌握了AI的新人类。

　　此外我觉得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企业或科学家应有个基本伦理态度，我们现在做很多的应用都强调是人机协作下的复杂系统，让机器学习人的能力，把人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也从复杂的脑力劳动中解放，让人做更有创意更需要灵感的事情。如果将来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使得我们从5天工作制变成3天，8小时工作制变成4小时工作制，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去健身、去娱乐、去畅想未来，人类可能真的在地球之外探索更浩渺的太空，我觉得它会开启更新的未来。

　　新华网：我听说关于您的两个故事，一个是考上了清华没去，就要上中科大；第二个是毕业以后本来可以拿到微软的offer，也没去，选择留在中国，对吗？

　　刘庆峰：对，是真的。当时我们宣城中学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学校有一个名额可以推荐我上清华，然后高考成绩出来，也是超过清华录取分数线分。但我那时候就喜欢中国科技大学，因为当时的数学动力营、竞赛全在中科大进行训练，我特别喜欢。但我对清华一直也很有感情，我在1999年创业，2000年第一场招聘会就到清华去。我们在清华还有联合实验室，每年都有精准的人才培育和招聘需求。

　　微软是这样的。当年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拿了不少奖，比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这是科学系统研究生的最高荣誉。然后参加国家863比赛，我做的系统也拿了第一名等等，确实出国有很多地方可去。但我当时因为要创业，我跟导师王仁华教授商量，他也想让我留下，我就在国内一边读博士一边创业。中国科技大学的计算机数字信号处理能力很强，但没有文科的背景，没有实验语音学的知识，导师把我送到社科院语言所，跟着当时88岁的吴宗济老先生学实验语音学。我在北京劲松七区的地下室住了三个月，天天早晨7点到他家去，晚上10点多在他家吃完晚饭才回来，我们两个人天天做各种实验，都很兴奋。吴老先生跟我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中国的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到全球最好，中国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上，因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而那个时候中国的语音技术做得最好的是IBM和微软，其中，微软的语音合成是业界最好的。他们都在中国专门成立了语音研发机构，确实想叫我过去，并专门设了“微软学者奖学金”。大概有上万美金，我们那时候工资才2000块钱。微软的人说最想把这个奖学金给我，但是要到微软做一个月的实习生，这是他们的规定。我说那不行，我已经在创业了，我的目标就是把中国的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得最好，把中国得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绝对不能去。最后我当然拒绝了，我觉得气节是大的。

　　新华网：您现在公司这么大，有那么多人，事业越做越大，但是每天时间只有24小时。您要思考战略、关注细节，还得研究内部的组织架构，这几者怎么完成平衡？

　　刘庆峰：其实我觉得我做得还不是很好，做得很好的话应该不用这么忙，现在时间总是不够用。我觉得一个董事长最重要的首先是确定发展战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复合科技企业，企业家对未来的远见、洞察力很重要，这是最核心的工作。第二个是定机制，这个机制当然不光是钱，这方面我们还要向优秀企业学习，更关注年轻人的成长，相比这些真正的大型国际IT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努力地在现有的能够提供的条件资源下，让大家能够安心奋斗。第三个是用人。怎么把最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让最有能力的人做最有挑战的事情，而不是躺在舒适区。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新华网：不论您是作为企业家还是作为人大代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中国经济，您怎么看今年或未来5年的中国经济？

　　刘庆峰：我觉得还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大的发展态势来讲，中国从原来的人口红利要开始走向人才红利，再往后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不然从全球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的路径很难维系。现在我们开始大力强调工程师精神，这个工作必须要做实，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很大。在这个过程中要把疫情防控和工业生产结合好，然后在下一阶段把人才红利充分释放，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中产阶级一定要真正培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国家的民生事业建设让老百姓获得幸福感的同时，使我们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代表未来的产业能够得到更大的扶持和发展。要让一批优秀的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起来，这个非常关键。只有中产阶级起来，国家未来的整个内需和长期的发展才能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把税收和创业制度这几方面联动起来，其实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机会。

　　新华网：在您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一张照片是您和一群孩子的合影，这里边有什么故事？

　　刘庆峰：这是安徽金寨的一个留守儿童学校。19个孩子，分了4个年级，一到四年级就两个老师。当时我到这个学校是隐藏身份，穿着我爸当年在煤矿的工作服，拿一个旧手机，坐大型拖拉机跑到他们学校，告诉那两个老师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想拿教师资格证，我来学习。给孩子们上课，跟孩子们交流，帮他们打扫校园打扫厕所，接送孩子，人生第一次做饭是在那帮他们做午饭，几天后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我，走的时候都不舍得，但他们不知道我是科大讯飞董事长。又过了一个月我把他们请到讯飞展厅，我出现时孩子们很惊喜，我们就说要给他们播种一下科学的种子、快乐的种子。因为都是留守儿童，后来我们专门开会对每一个孩子的发展制定计划，从小学到大学，确保每个孩子不要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帮助他们成长。我觉得讯飞作为一个企业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随后对这个学校进行了捐赠，把学校的教学设备、操场设备等都进行了改造，这样让更多的孩子有学上。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针对这些孩子的需要，做了针对留守儿童学校用的教学产品，同时通过人工智能因材施教，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样的教学，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减少教育的不均衡。

　　新华网：我看到讯飞有一个计划，要在近期推出一个针对青少年抑郁防治的一个平台，并且是免费的，这是出于何种动因？

　　刘庆峰：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物质保障有了以后，开始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精神发展。抑郁症平台的推出有三大核心原因，第一个就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社会问题，需要引导。第二，引导前你不了解他，你不能准确判断或者相对准确判断的话，你就没法引导。但如果进行准确诊断，现有的医疗资源显著不足，而且需要的代价成本很高。第三是我们现在的技术已经差不多到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决定明年要推出这个平台，而且希望服务全免费，对大学和中小学开放，体现讯飞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每个讯飞人都会感到自豪。

　　刘庆峰：其实我们在社会公益中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针对我们的聋人和盲人朋友。

　　刘庆峰：是的，我之前看到残联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我国现在大概有8000多万残障人士。今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基础设施的进步，我觉得无障碍立法应该到了这个阶段，相比其他立法可能更有必要。因为其他的可以单点做，但无障碍立法最好是整体统筹安排。我们在过去也做了很多事，现在我非常高兴的是在讯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个团队在专门做针对聋人和盲人这些残障人士的服务，每天的使用量是5000万人次，都是免费的。有很多残障人士通过它，成了网络写手，成了电商创业者。这些都是我们立足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和产业优势推动的社会公益。

　　新华网：您觉得这一路走来从小成功、大成功到更大的成功，这个过程中您身上哪个品质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刘庆峰：最核心的还是源于热爱的初心，就跟小时候玩耍一样，你玩得再累，你不觉得累对吧？即便过程中有很多的艰辛。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幸福的创新”。第一，这件事情代表未来，符合社会的发展需要。第二我喜欢。第三我能成为第一或我有希望成为第一。但即便是符合这三条，幸福的创新也是99%的枯燥跟辛苦，偶尔会感受到1%的幸福。不过在讯飞的发展路上，我觉得我确实比较乐观和坚韧，我从来没有觉得过困难，无论在什么时候。